我国关于网络言论犯罪的相关立法还不够完善。首先,我国刑法体系中没有针对网络言论犯罪的专属罪名,导致法律在适用过程中自由裁量权空间较大,建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对网络犯罪设置专属罪名;其次,在煽动分裂国家罪中没有将公司法人纳入犯罪主体之中,导致一些单位利用互联网进行的较为严重的煽动分裂国家犯罪行为得不到刑法的严惩,建议将公司法人纳入煽动分裂国家罪犯罪主体当中;再次,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中“虚假信息”涵盖的范围过于狭窄,没有将“其他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虚假信息”纳入其规制的范围之内,建议扩大“虚假信息”的范围。在司法实践中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关于侮辱、诽谤罪“情节严重”的司法解释以“数字条款”来判定情节是否严重有失偏颇;司法解释中“公共秩序”是否包括网络空间秩序尚存争议;司法实践中自诉案件转公诉案件中“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七种情节有模糊不清之嫌。所以,在进行司法解释时,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解释适应性原则以及引入美国的“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以及提出一些其他的配套措施:倡导行业自律、完善电子证据的取证规则等。通过对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立法进行对比,共同特征是在相关刑事立法中都涉及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问题以及网络诽谤罪的除罪事由;不同点是大陆法系国家对诽谤公众人物与普通公民设置不同的法定刑,英美法系国家对网络诽谤设置了专属的罪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