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罪脱胎于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是我国独有的罪名,其罪状要素的司法认定易出现偏差,难以厘清与他罪的界限,从而呈现日渐“口袋化”趋势。针对此种结局,学界已出现废除本罪的呼声。然而,笔者认为“口袋化”并非完全是立法之过,更多的是司法之失,本罪的设置对于严密刑事法网而言仍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和地位。为了解决司法认定偏差问题,应从罪状的细胞——罪状要素入手。本文将用三个部分对寻衅滋事罪罪状要素的司法认定问题进行研究。第一部分,对寻衅滋事罪罪状要素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明确寻衅滋事罪罪状要素的概念及特性,对寻衅滋事罪罪状要素的结构和要素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为下文司法认定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第二部分,对寻衅滋事罪罪状要素司法认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证考察,用图表方式统计样本案例的总体情况和分类情况。分析案例找出司法认定中存在主要问题的行为类型,再根据研究需要对相应类型的寻衅滋事案判决书进行取样,利用小包公实证研究平台的大数据清洗功能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提炼出在“随意”、“殴打”、“强拿硬要”、“起哄闹事”、“破坏社会秩序”等罪状要素中容易出现的司法认定错误。第三部分,对寻衅滋事罪罪状要素司法认定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基本路径是将本罪的“社会法益”还原至“个人法益”,以不特定人安宁权作为保护法益,从独特的法益上肯定本罪区别于其他罪的独立价值。笔者主张构成本罪需具备流氓动机,以此作为限缩本罪口袋化条件之一。结合刑法理论和对案例的分析,提出以下司法认定意见:随意殴打的“随意”认定既要考虑主观因素,也要考虑客观内容;随意殴打的结果可以包括重伤以上结果;“强拿硬要”的主观方面存在流氓动机且不排斥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起哄闹事的行为人也需要用流氓动机进行限缩;“公共场所”、“公共场所秩序”的“公共”要作广义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