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和爱情的关系可以解析为三个层次:(1)本质意义上的关系，指的是两个事物的本质之间的关系。(2)规范意义上的关系。(3)实践意义上的关系。它关心的是，在人们的理解和具体的行为实践中，性和爱情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　　本文致力于考察的是第三个层次的关系。　　在本研究中，笔者将追随当代研究的发展趋势，强调主体建构的视角，着眼于个人体验以及个人的主体性（而不是社会结构与文化规范），突出来自日常生活主体的声音。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一个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因此，本研究代表着一种探索性的努力，这是其价值之一。　　贯彻主体建构的视角，以揭示“性”和爱情在实践层次上的关系为目的的研究开始得非常之晚。而且，目前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兼顾广度和深度，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努力。首先，在起点上，笔者把“性”和“爱情”作为未加限定的日常概念“完整地”呈现给受访者，让他们谈论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其次，根据受访者的表述所提供的线索，笔者选定了几类行为实践，以此为基础来挖掘“性”和“爱情”对日常生活主体而言所具有的深刻而丰富的意义。　　就本文的具体内容而言，广度方面的探索包括两个章节:第二章和第三章。　　行动者在同常生活中是以实践为取向的，但这种实践的态度中也包括认知性的成分。在进行任何行动之前，他们都必须对自己身处其中的情境进行界定。就“性和爱情的关系”而言，“‘性’是什么”和“爱情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构成了最为一般性的情境认知因素。它们是第二章着力剖析的内容。　　在这一章中，沿着许茨指出的方向，笔者揭示了人们在把握“性”和爱情的时候所依据的类型。在听到“性”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聚焦在“性行为”之上。这说明，人们正是通过“性行为”这种次级类型来把握“性”的。当然，在对“性行为”这个类型的理解上，受访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各种各样的理解围绕着核心构成了一个“差序格局”。人们把握爱情的方式则有些不同。由于“爱情”本身模糊不清、虚幻莫测，人们很难从正面对它进行直接的描述，而只能从侧面切入，通过相关类型予以掌握。在这里，存在着两类相关类型:感觉/喜欢;亲情/（一般意义上的）爱/感情。它们与爱情一起构成了一个时间的序列，同时也构成了一个感情的光谱。从文化影响上来看，前者代表了西方的浪漫爱情观，后者则联接着中国传统的夫妻恩爱观念。　　在访谈的某个阶段，笔者向受访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您认为性和爱情有关系吗？”几乎所有的受访者给出的都是肯定的答案。在此基础上，笔者接着问道:“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第三章的分析就建立在受访者为此问题提供的直接回答之上。综合受访者所提供的各种答案，能够总结出两种最基本的倾向。一种主张性和爱情不可分离，一种主张性和爱情可以分离。在每一种倾向之下，笔者又总结出了多种不同的表达模式。　　综合第三章的分析，能够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对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来说，“性和爱情的关系”基本上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仅仅局限于受访者所提供的直接回答，无法挖掘一些深层次的内涵。为此，有必要考察一些具体的实践:“婚前性行为”、“一夜情”和“找小姐”、“柏拉图式的爱情”。　　对具体实践的考察构成了本文的第四章。它体现了在深度方面的探索。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人们在同常生活中赋予各种实践的意义，笔者发展出了一个理论框架，这是本研究的第三点价值。框架建立在三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作为一种自然态度的“求生需要（或倾向）”、许茨提出的“原始焦虑”以及吉登斯提出的“本体性安全”。在这个框架中，因为人类社会中不存在纯粹生物性的东西，“求生”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生物本能，而是融汇了许茨所说的“自然态度”的意味:因为你生活着，所以你要继续生活下去，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表明你不再有生活下去的必要。在求生需要的基础上，人们都具有这种基本的经验:我知道我会死，而且我怕死。许茨建议把这种基本经验称作“原始焦虑”。　　进一步来说，微观、具体层次的焦虑可以解析为两种基本的情感:羞耻和恐惧。在这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构了以往人们对焦虑、恐惧和羞耻的认识。焦虑目标的明晰化并非仅仅联系着恐惧，同样也联系着羞耻，而且这里的“羞耻”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除了通常意义上的羞耻概念外，还包括羞涩、尴尬、窘迫、耻辱、罪恶等情感。恐惧同人身威胁联系在一起，而羞耻则与社会联系方面的威胁联系在一起，两种威胁都昭示着死亡的可能性，因而都建立在原始焦虑的基础上。当恐惧和羞耻感出现的时候，人们的安全感就遭到了破坏，就会感到不安全，而这种不安全也只有参照本体性安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根据这个框架，如果某些人不能接受“婚前性行为”、“一夜情”或者“找小姐”，那是因为这些行为会让他们感到恐惧或者（/和）羞耻。而排除恐惧或者（/和）羞耻就构成了“制止行动”的意义。如果有些人能够接受或者实际从事了这些行为，那么他们必定以某种形式排除了羞耻和恐惧及其这两类情感所意味着的威胁。此时，行动的意义则在于满足性方面的需要或者追求“性”所能带来的快乐。在许多人看来，后面这一点根本就是常识，一点也不新鲜。对此，笔者不予否认。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常识都是历史性的。“性”和快乐之间“自然而然”的联系只是相当晚近的一个成果。作为一个常识，其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前面的总结没有涉及“柏拉图式的爱情”。这是因为，在讨论“柏拉图式的爱情”时，笔者设定的情境是“爱情婚姻”，即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在这种情况下，“性”被想象或者认定为“安全的”，“恐惧”和“羞耻”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排除恐惧的方式相对比较简单，在不同的人之间差异不大。对恐惧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现实世界中的危险，而是人们对这种危险的感知和判断。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即使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如果某人对此毫无觉察或者认为它无足轻重，那么他（或她）也不会感到恐惧。因此，关键的环节在于认知。以“一夜情”或“找小姐”为例，如果说某些受访者能够越过爱情的界限，与自己不爱的人发生性行为，那么他们必定“认为”这种行为的危险是比较小的。　　排除羞耻则存在多种方式。以婚前性行为为例，受访者采取的方式有:强调爱情的亲情阶段，这时的爱情逼近了婚姻;否定婚姻的价值，爱情和“性”之间得以直接联系起来;抬高爱情的价值;贬低婚姻的价值，同时抬高“性”的价值。　　仔细观察之后，您会发现，能否排除羞耻主要是取决于“性”、爱情和婚姻三者之间的相对重要关系。　　不过，无论存在多少种可能性，所有的可能性都指向了“关系”，都必须从关系的角度得到理解。在“关系”中，首要的是事物之间的“相对”价值，而不是任何一方的“绝对”地位。强调“相对性”的另外一个必要性在于“情境”的重要性:在不同的情境中，事物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所谓的“绝对”地位或“绝对”关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有关这方面的例子请具体察看第四章的中间三节内容。　　其实，恐惧或者排除恐惧的方式也可以从相对关系的角度进行理解。一方面，把一个事物刻画成恐惧的来源有助于在一个关系中降低该事物的地位;反过来，斩断与恐惧的联系则有助于提升事物的地位。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倾向于认为一个事物很重要，那么他们就会有意无意地忽视该事物与恐惧之间的关联。就单个的主体而言是如此，就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如此。　　说到社会层次，实际上指的就是羞耻和恐惧的社会建构。恐惧和羞耻或许是人人都有的情感机制，但在究竟要“以何为惧”和“以何为耻”上，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个人之间都可能存在着鲜明的差异。当某种事物同羞耻和恐惧联系起来时，它的地位就下降了。反之，当它逐渐拉开与恐惧和羞耻的距离，其地位就会不断上升，获得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和独立性。就考察的关系而言，情况也是如此。　　不过，笔者所强调的“关系”不只是“性”和“爱情”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了理解这个具有世俗的实践兴趣的“问题”，至少还应该纳入“婚姻”这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于是，看到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画面，它构成了潘绥铭所说的“初级生活圈”的主体架构。　　潘绥铭之所以提出“初级生活圈”这个概念，乃是因为感到在研究性问题和解释当今中国的性革命时，很难直接把“性”作为独立的与本体的实体单位、概念和讨论起点，而必须把它放到各种关系中进行考察。既然没有独立的存在，当然也就无法进行独立的分析。所以，即使把“性和爱情的关系”当作一个独立的主题单列出来，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也必须顾及其它形式的关系，进行更加全面的考察。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笔者粗略地回顾了初级生活圈近来发生的变革，以及这种变革得以实现的话语机制，以揭示笔者的探讨发生于其中的历史情境。同样是出于这种考虑，将来的研究有必要借鉴阎云翔在探讨乡村私人生活变革时所采取的方式，对一个小型的社区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以揭示“性”、“爱情”、“婚姻”以及其他因素在现实中的复杂交织状况。不过，就此而言，还需要指出一点。在更加私人性质的关系中，研究者同被研究者开诚布公地谈论性和爱情等比较隐私的话题可能存在较大的困难，正是这种困难使得阎云翔对婚前性行为的探讨未能深入到当事人主体的情感世界和意义世界，将来的研究必须有意识地寻找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　　在本文的最后部分，笔者在理论的层次上探讨了意义的社会建构与主体建构的关系，并反思了本研究所可能具有的政治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