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从事通史、文化史、地方史、史学理论等诸多领域研究,对中国史学发展及中国历史文化精神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他的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三部著作中,即《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和《国史要义》晚清,西方“进化史观”传入中国,柳诒徵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极力赞成历史进化论,主张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要从中国传统出发,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但同时,他反对单一的进化史观,认为认为历史有进化也有退化。他在解释因果关系论时,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既主张因果关系论,认为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处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又认为历史的最后是无因果的,须凭个人自己造因果。柳诒徵坚持礼为核心之史,提出“史出于礼”的观点。他非常重视历史人物和民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柳诒徵对治史、编史与读史都提出了具体的方法论。他强调史料的搜集要广,考证要精。他将文化史的方法和史学批评的方法运用到史书中,这为史家提供了新的视野。在史书的体例上,柳诒徵主张通史。他不仅探讨了通史的性质、作用和编撰方法,而且探讨了通史与专门史、通史和断代史的关系。柳诒徵非常重视读史,提倡读古代史籍,做到精通。柳诒徵在刘知几、章学诚和梁启超史家修养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注重民德,完善了中国传统的史家修养理论。柳诒徵主要是从“治史以畜德”和“史之变义”的角度去论述史德、史识和史义,将史德跟才学识放到同等的高度。柳诒徵认为,史学的功能主要包括经世致用、历史教育和儒学教化三个方面。就柳诒徵史学的特征而言,本文将其概括为政治性、民族性、保守性和系统性四个方面。柳诒徵的史学思想内涵充实,对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其进行比较全面和细致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完整地了解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进程,并为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