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西方环境(生态)伦理思潮的演进史的考察，西方环境(生态)伦理思潮完成了从近代伦理学——功利主义和道义论向更为古老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美德伦理学深层次的回归，以深生态运动为代表的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不是离开了人类中心，而是从深层次上回归了人的自我。深生态运动追溯到了深层自我，追溯到了人的自我实现——人要追寻他的内在利益——这是他的根本的持久的利益所在——而不是浅表的利益和偏好。深生态运动抛弃人的尺度回归自我，实际上是回归人的尺度，但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被诘难为忽视少数人。深生态运动的自我实现论强调了实践智慧的内在善的维度，而通过对深生态学的批判与分析，可以发现深生态学对实践智慧的公共善的维度重视不足。所谓人的公共善的维度，就是人作为公民在社群(城邦)中的“行动”的维度，引入阿伦特的实践哲学——当代语境下的“实践智慧”思想，作为对“自我实现”和“生物中心公平性”原则的深化和拓展，深生态学将具有更为强劲的生命力。阿伦特的实践智慧通过对过去的且是特殊的案例的主体间的无障碍的充分交流、协商而形成的带有共识性质的反思判断，把生态问题重新纳入属人的世界——应用实践智慧的领域——政治领域(或公共领域)，避免了基于道义论的生态伦理的不分主次、无从下手的尴尬境地；也同样避免了功利主义对少数或弱势群体的忽视；在思维、意欲和判断相结合的境况下，思维为我扫除陷入误区的通则和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之争，意欲在交流辩论协商中被充分尊重，得到一个相对公正合理而又适合当下情境的判断和行动。这就是阿伦特方案的优长之处。深生态运动的阿伦特方案提示我们，融生态与政治于一体，以公民而非消费者的身份来化解环境危机。这一简单的观念变化为采取成功的行动打下了基础。有关环境思索和环境行为必须由公民来承担，基于公民的行动我们才能建立迫切需要的生态社群。然而，当前的生态(环境)问题，其实是一些复杂的问题群，其中一些是地方性问题，另一些则是全球性问题，需要我们凭借实践智慧，正视问题的情境维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我们需要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不论是印度、中国还是西方历史中的伟大哲学传统等等，基于“无限的沟通”来协调我们作为民族—国家公民与“世界公民”的双重身份，进而以“世界公民”的行动来推动“人类的团结”，共同构建“世界范围的联邦制政治结构”，以克服当前主权国家所主导的国际政治体制的缺陷，从而迈向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三个维度相和谐的生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