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积极性的弱化是当前农村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如何推动农民有序、积极地参与乡村治理一直是政学两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从纵向来看，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特征经历了从“被动型参与”到“动员型参与”，再到“主动型参与”的历程。尤其是实施村民自治以来，学界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多个层面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展开了研究，而从村民自治的特定社会基础所展开的相关研究是其中独具特色而又极具学术生长力的研究领域之一。作为社会基础重要表征的村庄社会关联，是分析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差异的重要研究视角之一。但既有研究往往将焦点放置到了农民政治参与层面，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农民其它层面的参与，而这与“治理”所牵涉的领域，即公共事务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是有所背离的;而且既有以村庄为视角的研究，要么单就村庄的经济状况、文化状况或组织状况中的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而缺少综合性的研究，要么多用定性研究方法基于村庄个案展开，少有将个体嵌入村庄中进行定量分析。鉴于此，本文在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概念外延进行扩展的基础上，基于2015年山东、湖北两省的调研数据，分析了当前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现状以及村庄社会关联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动的影响。　　研究发现:第一，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四个层面，在参与程度上具有梯度差异:农民公共设施参与程度最低，农民社会参与程度最高，而农民的政治参与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农民的公共经济参与略高于农民的政治参与。第二，不同村庄社会关联下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行为存在差异。以村庄人均集体收入为表征的村庄纵向经济关联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对农民参与行动产生影响;作为村庄文化关联集中体现的村规民约，其约束力越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程度越高;村庄正式组织关联越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程度越高。第三，村庄文化关联、经济关联和组织关联，三者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影响存在非均衡性。文化关联相比经济关联或组织关联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产生更强的影响力，经济关联居中，组织关联最弱。第四，组织关联内生于村庄内部强有力的文化关联和经济关联。因此，重视和加强村庄文化建设，特别是村规民约的建设，是提升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程度的重要路径之一。同时，村庄集体经济发展不仅对乡村治理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在乡村治理资源匮乏的背景下，作为重要的治理资源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涵，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也是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之一，但需要遵循适度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