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青年性行为开始年龄与其性及生殖健康知识水平和风险性行为的紧密相关性,以及避孕套是唯一被普遍使用并提供避孕与抗性传播感染双重保护的避孕方法,同时首次性行为时避孕套使用是测度青年后续性行为时避孕套使用的最佳指标这一事实,解构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与首次性行为时避孕套使用在社会人口层面的差异就非常有意义了。本文使用“第一次全国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调查对象:中国大陆15-24岁未婚青年),首先,采用Kaplan-Meier方法估计性别、城乡及区域层面的首次性行为中位年龄及生存曲线,并使用Cox风险回归模型来探究性别视角下的关键风险因素与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的计量关系。其次,基于研究青年性行为时安全措施采用的两种通行理论操作范式,分别使用Heckman选择模型和MNL回归模型来考察性别视角下风险因素对于首次性行为时避孕套使用的影响。　　从生存曲线刻画结果看,首次性行为发生时间有明显性别差异,中国未婚青年首次性行为中位年龄为22.3岁(其中,男性22.0岁,女性22.6岁):自16岁出现性别差异开始,在每个年龄层级上,相比于女性,有更高比例男性经历了首次性行为(Log-rank检验,P＜0.001)。从回归结果来看,相比于“非独生子女”青年,“独生子女”青年在每个年龄层级发生首次性行为的风险要高约30％,并且首次性行为时使用避孕套的可能性更小。在控制其他协变量影响后,“大专或以上”教育程度青年相比于“初中或以下”教育程度青年在每个年龄层级经历其首次性行为的风险要低约35%,在首次性行为使用避孕套层面,较高的教育程度也是一个保护因素。区域视角下,在控制住其他协变量影响后,尤论男性还是女性,相比于“西部地区青年”,来自东部地区青年在每个年龄层面发生首次性行为的风险约低30%,同时,东部地区青年首次性行为时更大可能使用避孕套。最后,“城乡”与“家庭”视角下,在控制住其他协变量的影响后,农村青年在每个年龄层面上发生首次性行为的风险高于城市青年;来自亲生父母非双全家庭的青年在每个年龄层面上发生首次性行为的风险高于亲生父母双全家庭的青年。　　研究结果提示,在制定促进青年安全性行为的公共政策时,应该纳入“独生子女”、“二元城乡”、“三大区域”、“教育程度”及“家庭属性”这样的分层视角,区别对待不同的细分青年群体。最后,必须强调,要更多探究可能影响青年人性行为发生时间及发生时避孕措施选用的性伴关系环境要素,才能更有效地构建青年人与“性”相关的知识和沟通技能,有效推迟他们的首次性行为时间,并促使其在首次性行为时采用避孕套等安全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