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冀中乡村的社会流动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失序,向上流动变得十分地艰难,而向下流动则变得非常地普遍,冀中乡村社会流动的失序为中共革命成功介入冀中乡村创造了条件。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对参军入伍、政权工作、学校教育、创造模范、新式富农等途径的发明、改造及继承,中共革命推动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社会流动的复兴,并初步实现了社会流动机制的均衡化。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成为了冀中解放区中最富有特色的社会流动机制,话语、仪式、身体及空间则在这种社会流动机制运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恰恰正体现着传统惯习结构的惰性,也实践着中共革命所面对的困难和阻碍。在中共革命下社会流动的实态和场景中,社会流动先赋性因素的作用逐渐降低,而后致性因素的作用则大为增强,折射出了冀中乡村社会的开放程度之高,与此同时,冀中乡村各阶层民众所选择的实际流动路径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博弈性质和理性色彩,这些实际流动路径是各阶层民众在综合思考中共政策、地方环境以及自身条件三方面内容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和比附。由于中共革命是冀中乡村社会流动机制运行的主导性动力,所以自抗日根据地时期开始中共革命便对冀中乡村社会流动的运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冀中乡村社会流动的运行一直摆脱不了政治化的趋势,中共革命既是冀中乡村社会流动运行的动力,同时也成为了限制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这则正是政治性因素展现在中国乡村社会流动场域中的最典型图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革命的实践也可以被视为是某种传统的回归。总之,在互动与互惠的基础上,借助复兴或者发明社会流动机制,中共革命成功地介入进了乡村社会,并重新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代人的命运,这种社会流动机制的形成无论是对当时的中国乡村社会,还是对集体化时期及去集体化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