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西学东渐的序幕再度打开，传教士的作用也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作为基督会第一位来华并在华活动四十余年的传教士，马林在布道、行医的同时笔耕不缀，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政治、经济学著作。《富民策》是其中的代表。马林之所以选译美国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而以《富民策》为名，既是基于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也受到了当时在华西人其他西方政治经济学译著及译书出版机构广学会的影响，同时也是马林本人对原著“土地单一税”观点的认可，试图将其介绍并应用于解决中国当时社会贫困问题的结果。《富民策》的部分内容首先刊载于《万国公报》和《中西教会报》上，后由广学会校刊、图书集成局出版单行本，并在1903年和1911年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及美华书馆再度刊行。三次刊印本只有序言和附录的差异，内容无所变更和增删。但《富民策》与原著之间在篇章结构和内容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出现，与当时具体的社会实际、马林及其合作者的人生阅历、马林的思想体系和中外学者合作译书的形式息息相关；《富民策》不是对原著的直译，而是在原著基础上的再创作乃至“创造性的叛逆”。马林及其中国合作者的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的复杂性。《富民策》诞生并流行于以救亡图存和改革为主题的晚清至民国初年社会，孙中山所提倡的“平均地权”与《富民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江亢虎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则是直接受到了马林和《富民策》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