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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公民社会在各国治理中作用的不断加大,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个领域,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新课题。目前,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发展时期,新时期非营利组织的迅速兴起与发展,无论从学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带来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变。作为社会公共管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营利组织弥补了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存在的缺陷,在化解社会危机、提升公共管理效能、缩减政府管理成本、促进民主进步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内学术界从多个视角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迄今为止,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尚未形成令人信服的、规范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其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重新认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历史与现状,在新形势下建构两者的合作关系,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稳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对现有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础上,借鉴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等研究中的相关理论,运用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拟在主导与共存的框架下,以良性互动为取向建构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为此,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第一部分,从学理层面对本文的核心概念(非营利组织、主导与共存)进行界定,简要概括非营利组织的特征与分类,重点对马克思主义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思想和西方国家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理论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启示作用以及西方国家理论的借鉴价值,为进一步建构新时期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提供理论准备。
第二部分,从实践层面对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进行梳理。首先回顾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历史,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发展的现状。其次从现实中政治、经济、社会三方面详细考察新时期中国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影响,同时也明确指出非营利组织在政府发展中的状态。最后,提出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展望。一方面,从政府对非营利组织提供政策法律支持、逐步放松限制、促进自治化进程、实行财政优惠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政府谋求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另一方面,从要利用好政府的丰富资源、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等方面表达了非营利组织寻求与政府合作的意愿。
第三部分,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分析新时期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基础性困境。首先,分析新时期中国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即观念上的滞后性表现为认识不足、服务意识不强;体制上的束缚性表现为双重管理体制落后、准入条件过高、政社不分、关系错位、限制竞争、抑制发展;法规上的混乱性表现为现行法规重叠、基本法律缺位、监督制度不完善。其次,分析新时期中国非营利组织参与政府管理的制约因素,即目标上的模糊性表现为缺乏明确的宗旨与使命、志愿精神不足;角色上的依附性表现为管理落后,缺乏独立性、资金短缺,人力资源缺乏;监督上的形式性表现为公共责任的缺失、信任缺失、决策制度不健全、财务制度不健全、社会监督薄弱等。
第四部分,汲取国外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建构经验及启示。从经验上介绍国外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模式,即美国的民间主导模式、英国的合作伙伴模式、德国的自治模式、日本的政府主导模式等,着重强调建立这种完善的法律制度、形成有效的合作体系、构建高效率的竞争和监督机制、实行科学化的管理等方面对中国的启示。
第五部分,提出并论证新时期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建构的操作性框架。首先,指出多元化是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建构的路径选择,在这个过程,一是要建立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管模式,即政府在宏观层面上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管;二是要建立非营利组织对政府的引导模式,即非营利组织在微观层面上对政府进行引导。其次,指出主导与共存是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建构的必然选择,分析主导与共存的内涵、主导与共存的时代特性、主导与共存的现实要求。再次,提出“混水阀”是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建构的调节机制,分析了“混水阀”调解机制的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最后,提出建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基础性建设的配套措施,即在思想上要提高认识、在角色上要摆正位置、在法规上要提供保证、在价值上要提升目标、在制度上要做好安排、在环境上要加强改善。
在学理层面,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关系既是一个公共性问题,更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对两者关系内涵的理解离不开政治性、时代性与本土性的话语。主导与共存则是这一话语的具体体现;在实践层面,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建构对于中国的地域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不平衡来讲,需要做认真的思考,它不是一个或者几个简单的模式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既需要宏观方面的总体性视角和统一的指导思想,又需要微观方面方案的可操作性与特殊性研究,调适性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而“混水阀”则给出了一种调适性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