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大陆法系为背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比较法的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从合同自由与公序良俗之间的冲突入手，深入分析了公序良俗对合同自由的限制以及合同自由与公序良俗之间的平衡问题。 本文认为，合同自由原则具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当事人享有缔约自由、相对人自由、内容自由以及形式自由。此为消极意义上的合同自由。二是当事人依法自由订立的合同，应当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并可由法院保障其实现。此为积极意义上的合同自由。由于合同自由和公序良俗具有相互对立的内容和作用，所以两者必然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公序良俗对合同自由的限制。 在大陆法系传统的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中，公序良俗原则主要被用来限制积极的合同自由，也即令违反公序良俗的合同归于无效。在合同的原因、内容、条件、动机和负担等方面违反公序良俗时，其法律后果不尽相同。在我国现行法上，由于公序良俗的适用范围包括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所以这一原则也可以用来限制缔约自由、相对人自由和内容自由等消极的合同自由。当事人在行使这些选择自由时，不得有害于公序良俗。在我国现行法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公序良俗原则在限制消极的合同自由方面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认为，在公序良俗与合同自由的关系上，并不仅仅是限制与被限制的关系。随着公序良俗的改变，合同自由的作用范围也会随之退缩或扩张。此外，通过行使事实上的合同自由和法律上的合同自由，也可以影响、改变既有的公序良俗，并形成新的公序良俗。由此，在合同自由与公序良俗的冲突中，就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平衡。当然，就合同自由与公序良俗的关系来说，合同自由应当处于中心地位，公序良俗则是对合同自由的例外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