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东南长治、晋城两市现有大量早期木构遗存，其建造年代自唐末五代传续至金元，期间并无大的断档，地域分布集中且演进脉络清晰，加之地处开封前往太原的交通要冲，其建筑式样体现了中间地带独有的过渡性特征，是区系木构建筑技术研究中不可多得的样板。　　本文在充分把握晋东南及周边地区建筑历史发展进程的基础上，结合《营造法式》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宋金之际南北技术交流的整体视野，分析特定构造及样式现象的地域属性及其流播情况，以期在追溯本地区传统作法祖源的同时厘清法式相应条目背后隐藏的匠系倾向性问题。借助构架技术演化与发展的宏观视野，同时兼顾构造节点表现的微观细节，本文探究了晋东南地区木构建筑衍化过程中的南方因素，并就《营造法式》海行及金初的人口掳掠政策在这一技术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讨论。　　通过引入大量实例并就关键节点的构成方式进行分类定量统计，本文实现了区系内构造作法演进脉络的自明，以之为基础，与周边地区（以人文地理学为划界依据）典型作法进行对比，从而研明了不同时期相邻匠系间技术水准的高下及技术流动的方向。此后，更进一步通过法式文本的中介，将视野聚焦到南北方技术因子的互相渗透情况上，以典型厅堂构架的引入及厅堂思路影响下的殿堂构架趋简现象为切入点，借助若干技术线索，讨论了南方匠作传统对包括晋东南地区在内的北地营造实践的影响程度、波及边界和持续时间，从而扩展了南北方建筑技术比较和关联性研究的认知版图。最后，论文对晋东南地区五代宋金木构建筑整体的平面设计模式进行了系统考察，揭示了其主要的尺度构成规律和间椽调节手法，为充实关于木构备料、设计、施工、养护整体环节的认识水平做出了一定贡献。　　总体而言，本研究以更为整体、深入的构造、样式分析手段，讨论了晋东南地区早期遗构与周边地区、与《营造法式》及其内含的南方技术间可能存在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