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清代发展到顶峰,这种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中央高度集权。然而在进入19世纪中期之后,由于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君主专制制度受到极大挑战,清廷被迫向地方授予一些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权力,以期团结地方实力派共同维护统治。咸丰朝时期,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先后爆发,清政府的“经制之师”腐朽不堪,在镇压人民反抗上显得力不从心,咸丰帝不得不重新起用在嘉庆朝镇压白莲教起义出力甚大的民间团练。清廷出于维持基层社会低度军事化的初衷以及为防止团练尾大不掉,对民间团练虽加以鼓励但并未积极提供财政支持,并通过任命团练大臣以及给办团士绅加官进爵的手段以达到控制民间团练之目的。咸丰帝先后于1853年、1856年、1860年三次大规模任命团练大臣,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对皖北地区的影响最大。皖北地区为捻军兴起之地,清廷希望借助本地区之团练拖住捻军,为后来清军的围剿争得时间,同时也能够起到阻挡太平军北上之目的。吕贤基、周天爵、袁甲三、胜保等大员奉命在皖北举办团练,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都不曾亲自办团,都是借助于地方士绅所办之团练来实现其目的。由于皖北地区不是太平天国和清廷争夺的中心,所以皖北团练主要职责就是镇压捻军起义。在此期间,由于受到清廷控制地方能力的弱化、宗族势力强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皖北地区也曾出现苗沛霖团练这类的不服从清廷的反叛势力。可以说,“苗练”的最终被剿灭是反叛性团练武装的必然结局。随着国内反抗势力逐渐被镇压,清廷不会放任掌握在民间士绅之手的团练发展壮大,成为新的威胁自身统治的军事力量,加之团练由于其自身先天的缺陷,也只能割据一时、一地,不能长久,所以最终才由朝廷大员曾国藩、李鸿章等将团练扩充成正式的国家军队。本文将皖北团练的兴起作为线索主轴,对咸丰时期皖北地区团练的兴起背景、过程以及与皖北其他势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着重对皖北团练的兵员来源以及资金来源进行全面梳理,并对皖北团练的两种形式即官团和民团进行细致探讨。皖北团练由于其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社会环境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们的发展演变的过程、功能与弊端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