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夫妻债务纠纷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一些特殊情形下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成为理论界、实务界以及社会公众的关注焦点。如对赌协议下的共同债务认定问题。虽然《民法典》中有所涉及,但是对于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标准还是未能细化。从典型案例“建银文化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与金燕合同纠纷案”出发进行分析,对于对赌债务是否能够构成夫妻共债进行反思,探讨出商事领域夫妻共债的认定标准,以完善我国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在对赌协议案件中适用《民法典》第1064条存在困境。共债共签原则在对赌案件中很难操作,违背商事活动的安全性和效率性。对赌协议本就是为了追求短期时效,缓解融资难题,不适合不知情的配偶加入。而日常家事代理制度无论是从用途还是数额考量,显然不包括对赌行为。对赌行为与稳定的家庭生活背道而驰。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不能简单地依据配偶具有经营者身份进行推定,经营者身份不必然带来配偶受益,承担辅助性工作的配偶应当被善意保护,间接受益违反共债规则。对赌之债与共债规则的区分与背离,背后隐藏着的是商事债务与家庭债务的差异。但理论界对于商事债务缺乏明确的定义,商事债务实质上是自然人以股东或经营者身份从事商事活动产生的经营负债与金融负债,两者在使用方式、受益确定性、利息与数额、证明难点等四个方面存在差异。我国现行法律对两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明确的商事共债规则,通过对于法条的解读,以及具体案例的研判,分析出单独适用相关规定存在局限性。而对于商事领域没有具体规定的担保债务、法人人格否认债务应当进行合理规制。对域外法中的夫妻共债认定规则进行吸收借鉴,参考葡萄牙民法典中的共同受益原则,法国、德国的家事代理制度的正反列举,为解决我国的商事领域夫妻共债问题提供思路。最后是以对赌协议为中心对现行夫妻共债认定提出完善建议。一、明确对赌债务原则上不认定为夫妻共债,但例外情形为共同决策、实质受益、事后追认,对于例外情形的偿债范围分情况进行限缩。参考美国经验,可以通过引进分期融资机制来减少对赌带来的风险。二、确定夫妻共债在商事领域的认定标准。合意标准,应当具有商事特色,区分明示与追认两种情形,对于只是知晓的情形进行排除。共同经营标准,则应当考虑配偶在生产经营中所起的支配性作用,而非考虑配偶的经营者身份。共同利益标准,则应当以资金用途、配偶收入、实际财产增益作为衡量标准。三、明确各商事债务的一些特殊性规定,为法律未明定商事共债规则的主体设立规则,对已设立但不合理的主体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