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原则,目的限制原则基本含义包括目的明确和使用限制两方面的内容,目的明确要求信息控制者在进行个人信息收集之时,以特定、明确及合法的方式让信息主体知晓个人信息被收集和使用的目的,从而对个人信息的后续使用产生合理预期;使用限制则要求在个人信息的后续处理过程中,其处理方式不得逾越既定目的,除非符合其他法定行为规范,如出于公共利益、科学或历史研究或者统计目的之需要或者符合“兼容性使用”之标准,否则程序应当倒流至前一阶段——重新向信息主体获取个人信息使用于当前所需目的之许可。目的限制原则作为个人信息保护中众多原则和制度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缺少目的限定,信息主体的同意将丧失实践基础;数据最小化的限度也将无从界定,所以可说目的限制原则构成了个人信息自决权下整个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石。然而,面临技术环境与社会现状的一日千里,目的限制原则在应对大数据应用下数据收集与数据使用的时间差时日渐捉襟见肘。对应大数据生态系统中数据处理的三个环节,目的限制原则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由于目的限制条款的缺陷以及信息控制者的非中立性,信息主体无法实现真正有效的同意;第二,由于数据处理过程中算法的日趋复杂和个人信息依赖性的日益增长,目的限制原则固守的公开透明之目的并无实操性;第三,于数据利用场景中,一时一事之同意严重损害技术发展发展的空间。归根结底,目的限制原则的困境取决于个人信息自决下的同意范式,尽管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各国提出的个人信息利用规则在价值判断和流程设置上存在差异,但是其理论基础却保持了一致性,均建立于传统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即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个人有权决定他人使用或者不得使用个人信息之上,并且在此种生产要素的定性下进行了之后的制度设计。个人信息自决权起源于二战之后的欧洲,为避免公权力对于私人领域的过度侵袭,个人信息作为一种人格权进行保护,个人有权决定自身信息的收集、使用以及自己相关行为在何种程度上为众所知。而在美国法律上,个人信息的赋权方式彰显了个人在私人领域对于自身事务的决定权,信息主体不仅可以自由决定个人信息的是否使用,还可将其作为财产进行谈判和交易。为应对大数据对传统个人信息保护法模式的冲击,各国均开始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具体到目的限制原则,欧盟并未改变传统的知情同意模式,但在信息使用阶段增加了许多不受初始目的限制的额外目的,很多国家亦遵循了这一方式;而美国学者则试图突破传统的隐私权保护路径,为个人信息使用构建新的规范标准。目的限制原则作为整个大数据利用规则中的基础性一环,我们应当对其适用困境积极面对,通过深入的法理分析,构建富有弹性和解释空间的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首先,需要打破单一的知情—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前置条件的思维惯性,基于人格权无法让渡的特性,同意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实质上并不意味着授权,以合法利益标准扩张个人信息的收集;其次在路径选择上,通过场景理论重建个人信息利用边界,信息主体与信息控制者通过场景的特定化,由此确保处理目的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种“心照不宣”不仅大大简易了交易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且伴随着交易的频繁化,双方的信任也会加强;最后则将个人信息保护的重点从信息收集阶段向使用阶段转移,通过技术加持和问责制最大可能的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以期在维护信息主体权益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实现个人信息的价值,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