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体制转型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地理剧变,转型中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变迁进程。中国体制转型进程中的城市问题可以用“城市转型’这一概念来统领。单位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一种重要的国家统治体系。由于体制惯性和改革的路径依赖等原因,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单位制并非瞬间解组,而是要经历长期的、复杂的变化过程,这就是单位制转型。单位制在城市层面表现的最为典型,构成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基本城市管制体制。而如果我们在城市层面上依据空间维度进行单位组织的划分,就得到了“单位制社区”。　　 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国家积累体制的深刻转型,单位制的转型同样非常剧烈,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单位“自我牟利性”的强化。这种趋向在单位对所在社区内土地利用的重构和对房地产市场的跃跃欲试中有充分的表现,既导致了单位制社区空间结构的显著重构,也同样体现出与新的国家积累体制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另一方面,单位集体消费也逐渐消解,被个体消费所取代,从而引发单位制社区土地利用和居民的进一步演替。单位制社区的管理实际上是在“选择性退化”,并与“单位文化”产生交叉效应,从而导致单位制转型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极度失衡以及单位走向的高度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单位制社区更新机制可以用“三个主体、两种制衡力量”的模型来概况,政府、社区组织和商业机构三大主体能够直接决定社区更新的路径选择,而单位作为社区组织尤其扮演着国家积累体制转型、单位制转型与单位制社区体制与空间转型之间的作用中介的角色。城市社会公共舆论及专家意见,都构成对社区更新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到更新的具体形式和进程。　　 根据对南京3503厂社区的个案研究,得出了若干思考:单位对单付制社区的空间转型具有某种“导向性”作用,单位制社区中居民的演替并不显著,居民对单位制社区的安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