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选题属于翻译思想史中的翻译家翻译思想研究。翻译家研究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旨趣在于以人为本,通过历时性的古今融合和共时性的中外参照,探索翻译思想的演变,促进翻译理论的现代阐发,从而为翻译研究、文化研究和人文研究提供新的模式和路向。本论文聚焦身兼作家、学者、翻译家的文化“通人”钱锺书的翻译思想,试图重新阐释钱锺书的“化境”论。　　 钱锺书以语言训诂的方式,引出文学翻译“化境”论。“化境”义蕴丰富,“译”、“诱”、“媒”、“讹”、“化”五个宁透示出翻译的功能、难以避免的毛病与最高境界,关涉文学翻译的本质问题。“化境”论在中国翻译思想史和翻译理论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由于学科之间的阻隔,目前学界对于“化境”论的研究存在阐发不足的问题。具体说来,则是文学界的研究偏重“以钱解钱”的路向,较少兼顾中外译论,而翻译界的研究侧重中外译论的参照,较少关注钱锺书学术、诗学思想与翻译思想的关联。学界对于“化境”论的论争主要围绕以下三类问题展开。其一,“化境”的哲学美学源头在何处?它与中国传统译论的关系如何?其二,“化境”论包蕴了那些超越传统的翻译思想?“化境”论与西方译论相比,孰优孰劣?其三,“化境”论究竟是形而下的翻译标准还是关涉文学翻译的本体?　　 本论文采用哲学阐释学古今融合、他我对话的研究路向,以“隔”与“不隔”为线索,参照中西译论、文论、哲学思潮,切入对“化境”论的阐发。本论文涵盖以下研究内容:　　 一、“化境”论渊源问题。本论文借助古今融合的路向,采用还原释读法,考察了“化境”的哲学美学、译学渊源,探讨了“化境”与钱锺书学术思想“打通”的关系。从哲学美学渊源来看,“化境”是言、象、意向“境”的美学推衍,体现了由言不尽意而走向立象以尽意、由象不尽意而走向境生象外的审美历程,预示了文学翻译中诗意创生由实渐虚的审美体验性和审美创造性。“化境”以天人合一和主客交融为本质特征,预示了翻译诸要素平等和谐的关系。从译学渊源来看,“化境”是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批判和发展。钱锺书由道安“五失本、三不易”所推导出的“译即通”、“失本成译”,包蕴着“化境”论中“媒”与“诱”和“讹”的胎息；他对严复“信、达、雅”的批判表明文学翻译求真求美的旨归,揭示了文学翻译中风格与内容一体化的审美性本质；他所提出的“化境”是“神韵”、“神似”、“气韵”等文学翻译“人化”观的纵深发展,强调内容形式浑然一体,突出译文的生命观。就学术渊源而言,“化境”是钱锺书“打通”思想的译学表现,文学翻译就是在同与异中寻求诗意的不隔和不同语言文化问对话的畅达。　　 二、“化境”论文学翻译观和当代译学思想的问题。本论文立足钱锺书的诗学、译学思想,以他我对话、中西参照的路向,依据中西文论、译论,采用理论阐述和个案分析的方法,阐释“化境”论超越传统的文学翻译观。首先,钱锺书的语言观和文学作品生成观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原文和作者中心论的传统翻译观。就语言观而言,文学语言多义性、隐喻性的特质意味着文学文本不存在确定、静态的中心意义。就文学作品生成观而言,“文不逮意”、“文不必如其人”、“言不必为心声”现象的普遍存在意味着文学文本不存在确定的作者意图,作者意图与文本意义必然存在差异:“孳生”与“暗合”的互文性文本生成方式质疑了作者和原文的权威性；文本自足性、虚构性的特质意味着一切文学事件都不可能被复原,不可能重现作者意图和文本意义。其次,“化境”论蕴含着主体间性关系中审美创造的文学翻译过程观。钱锺书的“阐释的循环”尊重作者、原文和读者,认为理解的过程就是读者／译者与文本／作者往复循环、平等对话的过程。基于这种居中阐释观,文学翻译的过程,从宏观上讲,是译者与文学文本视域融合、进行审美创造的过程；从操作层面上讲,是译者与构成原文生命体的言、象、意展开阐释的循环,体验和感悟原文的审美格式塔,并在译入语中通过形象化的语言,再造审美格式塔,创生另一言、象、意紧密融合的文学文本—译文的过程。再次,“化境”论的译文生命观展示了新型的原文、译文关系,揭示了翻译的文化交流意义。在文学翻译中,“讹”“化”相生,积极性的“讹”是通往“化境”的必由之途。积极性的“讹”伴随译者的审美感悟和审美表达,译文的生成可谓另一种形式的写作。译文由此获得相对独立的生命,而非原文的附属。译文诞生之后,沿两个路向展开“隔”与“不隔”的文化游历。一个路向是译文以“媒”和“诱”的方式诱导译文读者走向原文和源语文化,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并可能引发复译,从而产生新一轮“隔”与“不隔”的循环。另一个路向是译文与译入语文化多元系统进行互动影响,生命力强的译文将最终融入译入语文学系统。　　 三、“化境”论与西方译论比较的问题。本论文从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角度,通过探究“化境”论与西方译论的特性,揭示“化境”论的当代意义。“象思维”是中国哲学传统的主流,它具有动态性、整体性、和谐性的特点。西方后现代哲学以反抗概念思维为己任,表现出向“象思维”趋近的诗化转向。这～转向揭示了概念思维的缺陷,凸显了“象思维”的优势。“化境”论深受“象思维”动态循环的圆融性之影响,将翻译诸要素置于平等和谐的翻译活动场之中,体现了动态的、整体的、和谐的圆融性文学翻译观。而西方译论的发展,在对抗概念思维的争斗中,并没有摆脱中心论的控制,历经从作者中心向译者中心、从原文中心向译文中心、从内部研究的文本中心向外部研究的文化中心的转向,呈现分割的而非整体的、对抗的而非和谐的、线状的而非圆融的特征。　　 本研究表明,就理论渊源而言,文学翻译“化境”论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和译论的沃土,与钱锺书本人的学术、诗学思想息息相关。就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言,“化境”论既是传统译论的延续,又包蕴着超越传统的文学翻译观。钱锺书的语言观和文学作品生成观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原作和作者中心论；“化境”论主体问性关系中的审美创造翻译过程论否认了线性的信息复制和风格对等的传统翻译观；“化境”论的译文生命观消解了原文、译文的二元对立关系,揭示了翻译的文化交流意义。“化境”论展现了动态循环的文学翻译观:文学翻译以原文为起点,经由译者的居中阐释和审美创造,到译文诱导读者走向原文,并可能引发复译,从而开启新一轮“隔”与“不隔”的循环。“化境”论动态循环的翻译观,就理论定位而言,超越了形而下的翻译标准,具有文学翻译本体的地位；就中西译论比较而言,它为深陷中心论窠臼的西方译论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