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较少被作为启蒙者形象进行研究,引起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他对市民阶层入木三分的刻画以及含泪的幽默。人们对老舍小说中启蒙者形象的忽略,将其湮灭在市民阶层的分析之中,从而造成对老舍小说启蒙者研究的相对空白。本文将现代文学中的启蒙分为显性启蒙、隐性启蒙、第三种启蒙。显性启蒙作为现代文学史中的主流启蒙话语,直接提出救亡思想理论,正面宣传启蒙思想,对中国传统进行正面的批判,主要以鲁迅、蒋光慈、茅盾等左翼文学作家为代表。隐性启蒙主要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试图重塑国民性、回归到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生活状态。显性启蒙与隐性启蒙有时代的合理性与狭隘性,他们对西方启蒙或中国传统文化过度的偏爱,往往会忽略现实社会中实践启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以老舍为代表的第三种启蒙的诞生就更具有时代的反思意义。第三种启蒙中和了显性启蒙中对西方启蒙思想的反思与隐性启蒙中对某些传统文化的肯定,它没有对某一种启蒙思想盲目认同与简单宣传,对时代风行的启蒙者类型进行发掘与反思,并且在反思的同时注重吸取了隐性启蒙对艺术形式的追求,第三种启蒙主要存在于二十年代至新中国建国这段时间。老舍小说的启蒙者形象经历了对留学归来启蒙者、经济型启蒙者、矛盾型启蒙者的思考,最终塑造出“儒侠”完美结合的理想型启蒙者——钱诗人(《四世同堂》)。老舍对启蒙者问题的思考,是继鲁迅对现代文学中启蒙者形象关注之后的延伸,在某些方面填补了现代文学中对启蒙者形象刻画、思考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