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世纪晚期至11世纪的西藏西部在西藏佛教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公元842年，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被刺，吐蕃王朝分裂。吐蕃王室的后裔10世纪在西藏西部地区建立起了普兰古格王国。为了振兴佛教，稳定社会民心，古格王益西沃和大译师仁钦桑布致力重新从印度、克什米尔等地引入佛教，史称西藏佛教的后宏期。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西藏西部地区留下了大量的佛教遗迹。本文通过对这些佛教遗迹保存的佛教壁画的题材与风格的研究，来观察后宏期初期这一重要历史时期西藏西部佛教艺术发展的一个基本脉络及其背后的文化历史背景。　　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大致可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10世纪晚期。约从986年古格王发布诏令，到996年第一批佛教寺院的建立。这一时期的保存较好的典型遗址是塔波寺的后殿，创建于996年。该殿的主要塑像题材是大日如来、观音菩萨和金刚手三部组合。类似的三部组合在吐蕃王朝时期就已有发现，古格王对这种题材的选择可能是为了标榜自己的王权正统和教法纯正。　　这一时期的壁画主要发现于塔波寺门廊以及转经道和后殿的某些部位。艺术风格稚拙，属于A型。该风格尚未受到克什米尔艺术的影响，表现出比较浓厚的受邻近西北印度地区和当地文化的影响，有学者用“喜马拉雅风格”来指代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　　第二阶段为11世纪的前25年，即大约从1001年至1024年。托林寺佛塔、皮央Ⅰ区79号石窟和玛拉卡则卡尔佛塔是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　　这一时期的图像构图仍然以三部组合为主，但是加入了八供养女神、四摄卫菩萨等金刚顶系的尊神，因此在题材上融合了胎藏界、金刚界两界曼荼罗中的图像内容，可能反映了规范统一的密教经典和仪轨出现之前的一种状态。图像题材在构图上呈竖列式的构图方式，即在主尊塑像的两侧，竖列配置女供养、摄卫菩萨和菩萨像。　　这一时期的艺术风格主要为克什米尔的艺术风格，与1001年仁钦桑布从克什米尔带回32名艺术家有关。这一时期的克什米尔的艺术风格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分别为托林寺西北塔和东北塔所代表的B型Ⅰ式和B型Ⅱ式。　　这两种不同版本的克什米尔艺术风格之间不存在年代的相对早晚关系，但均对后期的绘画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阶段约为11世纪中期，大约为1042年之前。这一时期的主要遗址有聂拉康、塔波寺主殿的修复期和芒囊寺。塔波寺主殿的修复和芒囊寺创建均系古格王绛曲沃为了迎接东印度阿底峡大师的到来而重新修饰或新建。聂拉康的壁画介于托林寺西北塔和塔波寺修复期之间，即可能为1025-1041年之间，并且聂拉康的北壁金刚界曼荼罗的壁画早于南壁法界语自在曼荼罗的绘画。　　这一时期的图像内容出现了金刚界曼荼罗和法界语自在文殊曼荼罗，呈水平式布局。它们的出现与仁钦桑布对《金刚顶经》和《法界语自在曼荼罗经》的翻译或重译有关。西藏西部地区的水平式构图的曼荼罗是一种古老的构图形式，出现于发展充分的圆圈式曼荼罗出现之前。　　这一时期的艺术风格主要为B型Ⅳ式和Ⅴ式，在早期也有Ⅰ式风格的出现。BⅤ式系由BⅣ式发展而来，而BⅣ式系由BⅠ和BⅡ发展而来。　　第四阶段为11世纪下半叶至12世纪初期。大约从1042年阿底峡抵达古格至12上半叶普兰古格王国分裂。这一时期的主要遗址有东嘎1、2、3号石窟、阿济寺杜康殿、那科寺译师殿和松达寺杜康殿。　　这一时期寺院的平面布局均呈凸字形，在后殿配置泥塑的金刚界曼荼罗诸尊，在主殿的两侧壁面绘制金刚界曼荼罗、法界语自在曼荼罗以及其它的曼荼罗。成对出现的金刚界曼荼罗和法界语自在曼荼罗是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题材，几乎每一座寺院或石窟都有这一对曼荼罗出现，并且在图像上均十分完备。在构图上，这一时期的曼荼罗均呈圆圈式的构图。这一时期瑜珈密题材的流行以及构图方式的变化，与更多经典的被翻译以及人们对于它们熟知程度的增加有关，当然这些题材的出现也是统治者的有意选择。　　在艺术风格上，这一时期的艺术风格尽管仍可看到克什米尔的影响，但是也出现了地方性的风格因素，可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其中C型Ⅰ式早于C型Ⅱ式和Ⅲ式，C型Ⅱ式与Ⅲ式之间根据目前的资料尚无法确定明确的相对年代早晚关系，但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地区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