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末年以来,天子式微,礼崩乐坏,及至东周时期,天下四分五裂之势愈演愈烈,重建社会秩序,实现一统成了最重要也最迫切的时代诉求。战国后期,秦凭借变法迅速崛起,建立起统一政权,结束了天下分裂的局面。与周天子天下共主式的统治模式不同,秦王朝凭借郡县制和官僚制实现了对统治范围的有效控制,而《公羊传》所主张的“大一统”也因为秦的统一而在历史上第一次被付诸实践。秦的统治仅维系了十余年,继之而立的汉朝秉承了秦构建起来的“大一统”制度框架,却也面临造成秦速亡的社会转型期的一系列问题。因为有着这样的考量,汉代的“大一统”思想涵盖了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章对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的渊源进行了阐释,分别是《春秋》文本和先秦儒家的天下观。首先,《春秋》是公羊学的原典,公羊学思想均是在解说《春秋》的基础上产生的。公羊学家一方面强调孔子作《春秋》,以提升《春秋》乃至公羊学的地位,另一方面强调《春秋》具有微言大义,以此作为其开放性阐释《春秋》的依据。其次,《公羊传》在经过始于子夏的口耳相传之后,于汉景帝时期才被著于竹帛,在这漫长的成书过程中,公羊先师们深受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影响,其中天下观成为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的滥觞。先秦儒家的天下观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以“天下”作为最高政治统域和以“得天下”作为最高政治目标,这就有别于着眼于一家一国的政治主张。为了实现“得天下”的政治目标,先秦儒家学者又提出了君臣名分和修身以正人的社会治理思想。第二章到第五章分别论述了《公羊传》、董仲舒、司马迁、何休等在汉代公羊学历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和思想家的“大一统”思想。《公羊传》是公羊学的开山之作,其“大一统”思想包含义理和实践两个层面,就前者来说,主要是重始、尊文王、王者无外的思想;就后者来说,主要是通过调和教化与征伐、嫡子与诸子、君与臣、中国与夷狄四组关系来实现“大一统”。董仲舒是汉代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他将“大一统”思想与天人感应学说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一种有别于《公羊传》,以“天”为终极依据,以天一王一人为主线的“大一统”思想,概言之就是王上承夭命,下以正人。司马迁是以公羊学思想为指导的史学家,与董仲舒一样,他也将“天”视作其“大一统”思想的终极依据,另外他又以史学家的视野构建起华夷同祖的民族谱系,作为“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依据。在此基础上,“大一统”思想将通过教化与惩戒并用的方式实现,用来解决汉代实际问题。何休生活在东汉末年今古文经学地位消长和皇权衰微的时代背景中,所以他的“大一统”思想表现出有别于之前的公羊学家的现实意义。首先,何休认为尊王抑臣和以夏化夷是实现“大一统”的两个核心思想。其次他认为“大一统”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即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进程由内而外,由近及远逐步实现。总之,先秦儒家、《公羊传》、董仲舒、司马迁、何休在公羊学“大一统”思想上各有建树。先秦儒家为“大一统”之说提供了思想资源,《公羊传》系统阐释了“大一统”思想,“大一统”的理论框架基本完备。董仲舒在此基础上用天人思想为“大一统”之说寻找形而上的终极依据,紧随其后的司马迁创建了华夷同祖的民族谱系,在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的天道依据之外,又为其寻得一历史过程中的人道依据。至于何休,他用“三科九旨”思想论述“大一统”的理论进程,规定每一个历史时期王的任务和王道作用范围,从而对“大一统”在历史过程中的逐步实现进行了总体规划。这样,公羊学“大一统”思想可以概括为,将“天”视作终极依据,将王视作核心,在承认夷夏有别,以道德礼义区分夷夏的基础上,用修文德以来之的方式实现由近及远的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