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在宏观经济的角度上,也影响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有效的投资能够为企业和经济体增添活力,而失败的投资通常会减少价值。过度投资指的是企业将资金投向盈利有限,甚至是负回报的项目的投资行为,背离效率最大化的原则,浪费了财富,使资源受到损失。我国的过度投资的情况一直较为严重,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财富积累额度惊人,巨大的资本存量为过度投资的孕育提供了温床,而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和行政体制上存在仍待完善的地方,让过度投资有机可趁。经理在企业中掌控着企业的投资权,是企业运行和发展的掌舵人,其投资决策会对整个企业带来重大的影响。经理的个人特征和背景会在其进行企业战略选择和投资决策的时候产生深远的影响,经理作为企业投资的主要负责人,也作为投资的间接受益者,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及行为个体有限理性、信息非对称、供需结构性矛盾和人力资本产权界定的不整性的影响下,经理为代理人与企业拥有者天然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经理人契约作为不完全契约,在不完全市场的条件下,委托人难以对经理进行监督,因此企业往往选择对经理进行显性激励来促使经理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显性激励机制往往也存在以下的问题,其一,经理薪酬激励在经理本身拥有高薪酬的基础上存在边际效用低的情况;而股权激励机制在我国发展较晚,机制设计不完善,对经理的激励效果尚不明显。其二,随着经理任期的增长,在显性激励依旧发挥作用的同时,经理的过度投资倾向依旧会上升,显性激励机制无法解释“59岁现象”等问题。本文从隐性激励的角度入手来解释这个问题。经理契约本质上是雇佣契约,其实施形式和一般的劳动契约有所区别,不完全契约的能够得以施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声誉机制这一隐性激励机制的影响。在长期博弈的角度上,即使在显性激励缺失的情况下,隐性激励同样可以起到激励经理人的效果,职业经理人会为了在经理人市场上建立良好的声誉,提高自身未来的人力资本价值而进行努力的工作。此时声誉效应作为隐性激励成为了显性激励的替代品,达到了在长博弈期间中抑制经理人道德风险等问题的目的。但是单纯隐性激励而不依靠显性激励是无法完全抑制委托代理问题的,声誉效应的激励效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经理行使其投资决策权会受到本身的管理者特质和职业生涯周期的影响,在经理任职初期,本身的职业技能和企业了解不够深入,此时为了能够维持自己与股东的雇佣合约,提高职业经理人市场上自己的价值,经理通常会对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去衡量投资机会,此时声誉效应作为一种隐性激励能充分显示其价值;随着任职时间的增长,经理的职业技能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对企业的掌控力也到达顶峰,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企业所有人难以对经理的投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经理的过度投资成本不断下降,而声誉效应作为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在经理合约期限的不断临近,其贴现值不断减少,声誉效应的相对作用减弱,在此情况下,经理做出过度投资决策的可能性提高。本文以沪深两市2007-2014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究了声誉机制下经理任期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得出了以下的结论:(1)国内目前资本市场机制不够完善,股权结构不合理,公司治理规范实施乏力,这些都给了职业经理人谋求私利的可趁之机,本文首先根据Richardson预期投资模型以,验证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存在性并计算出非效率投资的大小和所占比例,得出了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的结论。(2)本文并利用经理任期这一变量作为声誉效应的依托,根据理论推导得出:声誉机制的作用下经理任期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是分阶段非线性的,因此采用门限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选定经理任期作为门限变量来说明声誉效应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的主要结论:第一,在经理任期天数达到385天的门限值之前,经理任期与过度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此时声誉效应有降低过度投资水平的作用。第二,在经理任期天数达到385天的门限值之后,经理任期与过度投资呈正相关关系,此时声誉效应失去作用,随着经理任期的增加,过度投资程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