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及“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仅包括大陆）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发展中国家第一大）对外投资国。与此相适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领域日益广泛，投资方式愈加丰富，同时投资中出现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和多种多样，因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要。在这其中，对中国OFDI影响因素的研究尤为重要。劳工标准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其本身量化困难，加之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对劳工标准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的研究较少。基于此背景，从理论角度，本文通过探究东道国劳工标准对OFDI的作用机理，对该领域的研究作出一定的补充和贡献;从实际角度，通过定量探究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宏观上的预测和把控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也为我国不断规范劳工标准，促进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给予一定的启示。因此，本文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论文的框架结构分为六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创新点和不足，以及国内外文献综述。第二章对劳工标准进行概述，先后阐述了劳工标准的含义、内容和分类，东道国劳工标准的现状和特点，发展趋势和评价方法等。第三章重点研究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OFDI的影响机理，包括机制分析和具体影响分析。第四章和第五章是论文的实证研究部分，设计了以我国OFDI为被解释变量、东道国劳工标准等11个变量为解释变量的计量模型，并用74个东道国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同时做了稳健性检验，探究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OFDI的影响。第6章是结论与政策措施建议，在前面理论研究、案例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对今后中国如何更好地发展OFDI提出有参考价值的政策措施建议，力争为我国政府在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方面和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
　　本文经过研究得出的三点主要结论是:第一，东道国劳工标准通过两种机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一方面，通过影响企业和劳动者的双边交易成本（包括市场交易和内部交易），直接影响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决策;另一方面，通过影响东道国劳动力成本，间接影响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第二，劳工标准属于东道国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按对外投资类型，在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表现为，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劳工标准水平越高，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效率寻求型、技术（创新）寻求型及资产配置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越弱，这些企业在高收入国家投资更多地是关心能从该国投资中获得的效率提升和技术溢出。相反，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劳工标准水平越低，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成本寻求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越强，这些企业在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投资，则更多地关注该国的劳工标准水平。第三，当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向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劳工标准与中国OFDI呈负向关系，也就是说，在国际投资关系中，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并不都是互补关系，也有可能是竞争关系，即投资可以使其中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道国的劳工标准越高，中国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越少。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一定的创新:第一，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中国不同类型的OFDI受东道国劳工标准的影响不同，换句话说，不同类型的OFDI会选择具有不同劳工标准的东道国进行投资。第二，本文充分考虑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将论文选取的74个东道国划分为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分别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劳工标准对中国OFDI的影响，这样的研究结果更加准确和严谨。第三，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充分考虑了多种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很多因素在之前的研究中没有被考虑或至少没有同时被考虑，例如本文在将劳工标准放入被解释变量的同时，将劳工标准与劳动力成本的交叉项、对外投资协定等变量等也作为了解释变量，这样增加了模型的解释力和结论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