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持续下行,且伴随着已然成为常态的老龄化现象,人口与家庭结构问题日益突出,稳定生育率与保障老年人口养老福利成为当下维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评价源于其晚年生活质量的优劣,子代赡养行为及良性代际关系是改善父母生活质量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此背景下,考察子女数量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对提升国民幸福感有现实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着眼于父母生活满意度,研究子女数量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首先,考察子女数量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并实证检验了对于不同年龄段父母,子女数量的福利效用差异,以及针对全部父母样本回归结果进行内生性检验;其次,仅针对子女数量与60岁以上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关系问题进一步讨论,选取变量子女平均受教育水平与是否领取养老金作为调节变量,分别考察两个调节变量对子女数量与父母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子女数量对父母生活满意度评价的影响在不同年龄段与城乡间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父母生活满意度显著提升,且相比城市,多子女更能提升农村父母的满意度,原因在于,其一,子女代际支持增加,养老物质需求得到保障;其二,“多子多福”与“男孩偏好”的传统生育观念在农村中根深蒂固,养老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其三,农村生育成本相对较低,而基于增加家庭摆脱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的“生育机会主义”思想普遍。(2)就不同年龄段而言,子女数量对45-50岁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有负向影响,且这一现象在农村中更明显;子女数量与50-60岁年龄段中的父母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表明随子女数量的增多,父母生活满意度逐渐提高,这一现象在农村中更明显。子女数量对60岁以上父母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这一现象在农村中更明显。针对整体父母样本回归结果进行内生性检验,引入工具变量第一胎性别为女与第一胎子女是否出生于1971年之前,通过⒋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发现内生性检验结果与主效应回归结果一致,且一阶段检验结果的相关统计量表明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的解释力较强。(3)进一步检验子女平均受教育水平与是否领取养老金的调节效应。第一,子女平均受教育水平正向调节子女数量与父母生活满意度的正相关关系,并以经济代际支持为中介。当子女获得高受教育水平时,子女数量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子女数与质的同时获得增强了代际支持能力,更易于提升父母生活满意度。第二,父母领取养老金负向调节子女数量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正相关关系,并以经济代际支持为中介。子女数量的福利效应在父母领取养老金时表现经济代际支持上的“挤出效应”,使父母生活满意度降低。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实现家庭最优生育决策,提高生育质量;加紧生育福利政策,生育成本外部化转移;弘扬孝道文化,鼓励子女养老;协调多种养老模式,完善养老体系;提升农村养老保险福利水平,缓解养老脆弱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