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通过佛教的因果理论及系列相关思想来认识与理解《弘明集》中的因果思想，并和中国的传统报应思想作出对比，冀由此达到对佛教因果轮回思想的较为全面与恰当的认识。因为慧远作为佛教一代宗师，其佛学造诣，以及他在历史上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本土化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故本文对他的思想作为重点论述，且对慧远的“神我”作出了新的分析与理解。本文引入佛教的真俗二谛来理解慧远的“神我”等思想，并从佛教“本土化”的角度来看待。　　 引言部分主要论述，佛教因果理论是佛教理论的根本，所以有必要作出一番认真研究，且在《弘明集》中记载大量的有关因果的讨论很有代表性，故结合其中史料来进行研究。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佛教中有关因果业报的理论，为下文的论述奠定基础。在古印度佛教和婆罗门教都有业报轮回的思想，它们最大的不同处是：婆罗门教认为世界有一最高实在“梵”，人通过修行与“梵”合二为一，就达到了解脱，从而跳出了因果轮回的束缚；而佛教从“缘起性空”的核心理论出发，不认为世间有最高的实体性本源，修行达到心无所著，证人空性就可脱离生死轮回，解脱因果业力的束缚。在印度尽管各种宗教的最高目标有所不同，但他们普遍都认可因果业报的理论，且往往以他们的宗教实践为依据。　　 佛教对于因果理论有严密、系统地论述，用十二因缘来解释生命的轮回，并由此说明了三世两重因果；以业力、因缘等来说明人心善恶和祸福果报的关系；又通过十二因缘，从而知道如何断除生死轮回，即十二缘起的还灭门。佛教后来的各个宗派对于因果问题都很重视，都有自己的论述，在文中作了简介。　　 第二章主要结合《弘明集》中的史料来认识佛教的因果理论，以及和中国传统的报应理论作出对比。本文认为：佛教的因果理论可以涵盖中国传统的报应理论，它们是不相矛盾，且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并由此得出佛教可以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内在原因。　　 这章主要分析了慧远回应当时社会人士对中土报应理论和佛教因果的疑问而做出的解释，并结合佛教的理论去理解慧远的言论。慧远的现报、生报、和后报之“三报论”，它其实是慧远用自己的语言来阐释佛教因果理论。慧远也善巧地说明了报应的原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众生的贪恋执着。他也分析了世人对报应怀疑的根本原因，即在于“世典以一生为限，不明其外”；同时他认为应“合内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因此融通了佛儒的理论。　　 还有何承天的观点代表了很多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观点，尤其谈到了众生的概念和有关杀生的问题，佛教徒对此作出了回答。对于宗炳的《明佛论》，主要是具体、详细地发挥了慧远的理论观点。　　 第三章主要论述了佛教的形神观，探讨了佛教对于轮回主体的看法。因为谈到轮回自然要论证轮回何以存在、以及轮回的主体又是什么等问题。佛教对于形神关系的观点是“非断非常”；对于生命轮回现象，一方面认为有相对的“我”，但从根本体性上讲，不认为有任何独立不变的实体，即“无我”，轮回主体成为了“我”与“无我”的统一体。对此，本文引入佛教的“二谛”理论来解释，认为“我”是属于俗谛，“无我”是属于真谛。　　 这章主要论述了慧远的形神观，并结合他的法性、法身、至极等理论来论述了慧远对轮回主体的观点，得出：慧远的轮回主体是既包括了作为轮回中精神主体的部分，也含有清静无染的本性部分。结合佛教的二谛理论看待慧远的“神我”观，认为慧远的“神我”虽具有某种实体性倾向，但其根本是没有违背佛教的本义，可以看作是为“化世导俗”的方便。　　 最后，此章引用宗炳和郑鲜之的文章，以此来看当时佛教徒对于形神关系的一些具体论述。　　 结语部分，作者就研究佛教的方法发表了一些个人的观点，认为应该以“同情式”的研究方法，且有时不能以纯哲学和纯学术的方法来研究佛教，否则容易产生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