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江南的“大海商风波”是康熙末年的重要政治事件。张元隆是江浙沿海有名的大商人,“声名甚著,家拥巨资,东西两洋,南北各省,倾财结纳……党援甚众”,“立意要造洋船百艘……往来东西二洋及关东等处”。在两江总督噶礼的庇护下,张元隆广做稻米走私生意。江苏巡抚张伯行对张元隆给予了无情打击,摧毁了他的远洋船队之梦。与此同时,张伯行身陷督抚互参案的泥潭之中,噶礼参本的第一罪状就是张伯行对张元隆“陷以通贼,牵连监毙”。在督抚互参案中,张伯行饱受钦差大臣的刁难,江南官僚几乎全部支持噶礼,攻击张伯行。眼看巡抚败局已定,但康熙却出奇地将张伯行留任而将噶礼革职。督抚互参案后,张伯行继续以相同罪名捉拿张伯行的侄子张令涛,并参劾布政使牟钦元藏匿要犯。此事再次引起江南政潮,张伯行再次接受钦差大臣的审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承认诬参藩司属实。然而,康熙却再次对他开恩免罪,并将他调离江南。这就是“大海商风波”的全过程。在18世纪初中国社会由于承平日久而出现各种问题的背景下,在康熙末年大案迭起,大狱迭增,特别是储位之争激战正酣的时候,从“大海商风波”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这一时期政治特色和政治走向。晚年康熙在治国战略上的微妙变化和他面对新形势的苦衷与无奈,康熙用人观的调整和国家政策总体趋紧的深层次原因,盛世起步阶段的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若干特点和运作过程中的自我调整,在“大海商风波”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作为康乾盛世中的一个关键时期,“大海商风波”所处的康熙末年,对于整个18世纪的意义不容忽视。在某种程度上,反思康乾盛世的历史命运,研究康乾盛世最终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必须从这个时期开始追根溯源。民族性格的差异、分属两个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截然对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噶礼和张伯行同省为官,却水火不容。作为康熙末年政治的缩影,张、噶交恶所反映的官僚集团内部的派系倾轧成为这一时期政治的重要特征。而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最重要原因,则是民族文化的冲突和利益板块的对立。江南诸案的症结在于太子的介入。由于太子的因素,康熙迟迟没有无法动手解决这样案件。托和齐结党会饮案成为江南诸案和“大海商风波”的转折点。由于托和齐的下狱,使康熙下定决心再次废黜太子。从而推动了《南山集》案、督抚互参案和辛卯科场案的顺利结案。康熙末年国家战略的基本思路,即“为君之道,要在安静”。康熙念念不忘把满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这个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康熙所制订的国家战略就注定是要把注意力由西北转移到东南沿海,采取逐步紧缩的政策,防止东南沿海的汉人通过远洋贸易,与远在海外的反清复明基地相勾结;防止粮价上涨引发江南社会动荡,从而直接威胁满族在那里本来就比较薄弱的统治秩序;防止汉族官员通过在社会舆论方面的优势,占据地方权力的颠峰。最终确保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和满族利益的最大实现。这就是康熙末年国家战略的根本目标。从“大海商风波”中,我们看到了康熙末年政治所反映的君臣关系日益紧张的政治现实,这一有着一定历史渊源的现实在康熙末年政治的运行中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主尊臣奴观念的形成、家长制的政权统治作风和建立在不同民族间充满文化芥蒂的背景之下,充满危机感的帝王心理,是导致康熙末年君臣关系高度紧张的重要原因。康熙末年危机潜伏的君臣关系,背离了世界政治发展要求民主和自由的趋势,其后果必然导致18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全面僵化与停滞,从而为19世纪中华民族的悲剧埋下了祸根。从“大海商风波”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支远洋船队和一个立志走向世界的大海商的灰飞烟灭,更是看到了整个康乾盛世背后蕴藏的所有社会问题的端倪。然而,康熙是一个有魄力的皇帝,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他在积极地寻求解决办法。雍正年间的很多改革,在“大海商风波”之中已经埋下了伏笔。因此,康熙末年政治可以理解为“有亡国之失而免于亡国之祸”。康熙末年政治对18世纪中国政治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康乾盛世的社会问题在此已经初现端倪,更预示着一种新的政策走向正在萌芽之中。在“大海商风波”中,这一趋势表现得十分明显。康熙在处置这场旷日持久的风波之中,对张伯行采取了较为理智的做法,但是默认了身为白丁的张元隆的悲剧。其中蕴涵着一种由宽到严的政策走向。纵观18世纪,除了乾隆初年的短暂时光外,清王朝统治下得中国一直被较为严厉的政策所笼罩。而且这一政策具有强烈的内敛性。这样的严厉政策使中国失去了参与全球竞争,实现民族振兴,推动近代转型,实现历史飞跃的重要机遇。转而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惟满族的狭隘利益为唯一的政策出发点。这恰恰就是蕴涵在盛世背后的历史宿命。由于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大海商风波”的研究尚不深入,因此这一题目有继续深入挖掘的空间。本文正是通过对该课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来做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