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的本质、功能、以及产生、发展和消亡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宗教观虽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但一直以来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但自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7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中国出现的“宗教热”现象,使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研究走到了学术的前台,同时也为当下的“宗教热”现象提供有力的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天生的无神论者,他们的宗观教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欧洲深厚的宗教文化积淀,加之德国浓厚的宗教批判氛围和落后的政治制度,使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批判理论应运而生。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是人类宗教史上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广泛的理论来源,如古希腊的原子论哲学、文艺复兴后日益高涨的宗教批判、德国的古典哲学、犹太文化以及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等等,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宗教观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结合时代背景,在批判地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有价值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宗教观三次大的飞跃：从有神论到无神论(唯心主义无神论)的飞跃,从唯心主义宗教观到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宗教观的重大发展,即由宗教批判向宗教文化研究的转变；并使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具有了唯物性、辩证性和实践性三大显著特点。在这三次大的转变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他们关于宗教的本质、功能、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基本观点,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本质观、宗教功能观和宗教历史观。哪里有宗教,哪里就有关于宗教的思考,而在这些思考中,首当其冲的是对“宗教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即对宗教本质的探寻,这是研究宗教所有其它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关于“宗教是……”的十多处论说中最具有争议性的便是马克思的“宗教鸦片论”和恩格斯的“宗教反映论”,这两种关于宗教的论述都曾被学界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中关于宗教本质的最根本界定,然而随着我国宗教学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新局面的打开,关于宗教本质的上述两种论断都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关于“宗教鸦片论”的讨论使宗教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受益匪浅,不仅在宗教本质方面不再将“宗教鸦片论”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本质的根本性论断,而且在整个宗教研究上,使正确的研究方向、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和氛围都得以确立和营造,在这种氛围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更注重整体性和时代性,而对宗教本质的研究则在重点突出的前提下,更趋于多元化,“文化宗教”和“道德宗教”在这种研究中突显出来。“宗教反映论”是相对于“宗教鸦片论”关于宗教本质的更为科学的界定,但这种界定同样存有争议,吕大吉的“宗教四要素说”便是针对它而提出的关于宗教本质的新界定。新的理论往往是在一片喧哗与争鸣中诞生并发展的,“宗教四要素说”也未曾例外,它的提出同样在学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世界上有多少宗教,就会有多少宗教的定义,而坚持不同宗教定义的人们之间的敌意,几乎不亚于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学术的发展以及对事物的认识都需要质疑和争鸣,但这并不表明,质疑和争鸣可以无限度的发展,而统一的认可毫无价值。事物的发展是动与静的统一,理论的发展同样如此,关于宗教本质的认识之所以争鸣不断,而共识难已达成,一方面在客观上,宗教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研究对象,“本质”一词的多义也非常容易引起研究的模糊性,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的观点并不集中,而是散落在其卷帙浩繁的著作当中,要全面把握实属不易；另一方面,在主观上,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和特定视角使其对宗教本质的界定在具有一定深度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宗教本质论述的研究缺乏整体性和深刻性,缺乏多维度、多视角整合的综合研究,这些反思使我们能够更好的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本质观的研究。功能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的“宗教鸦片论”实质上就是从功能的视角对宗教进行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的社会角色,决定了他们往往从社会革命的角度分析宗教的社会作用,尤其是宗教的政治功能,而又由于当时德国人民同教皇之间特别尖锐的矛盾,因此,他们将宗教的社会功能主要归结为对人民的压迫、欺骗和精神麻醉、对统治阶级反动统治的维护和与其勾结的负功能。但宗教的政治负功能只是其社会功能的一部分,不能用宗教的负面政治功能代替宗教的全部功能。随着十九世纪七八十年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化人类学著作的问世,马克思恩格斯重新认识了原始社会和原始社会的宗教,使他们对宗教的起源和功能有了新的认识,指出了宗教功能的双重性特点,认为宗教也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虽然学界关于马克思提出的人类掌握世界方式的观点存有分歧,并主要形成了“两方式说”、“三方式说”和“四方式说”三种不同的观点,但同时都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理论的方式与宗教、艺术方式的不同,前者是抽象理性的掌握,而后者则是形象感性的掌握。马克思主要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提出了“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的命题,因此,马克思所说的掌握世界的“宗教”方式,主要指的是作为意识形式的宗教,而我们则应当从宗教构成的多要素性,既从意识形式的宗教,也从组织的宗教,仪式的宗教和行为活动的宗教对其进行全面的理解和阐释。而对恩格斯的“宗教外衣论”,既要明确它所具有的多重(四种)涵义,同时还要正确的区分和评价各种“宗教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在后期虽然对宗教的功能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们的宗教观,但是,随着社会和宗教的不断发展,我们对宗教功能的认识还应进一步深化,这样才能与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相符合,才能使其更好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和谐社会的发展同步。宗教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宗教研究所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的起源问题是自近代以来就存有争议的问题,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如自然神话论、实物崇拜理念、原始启示说、万物有灵论以及图腾论和前万物有灵论等等,它们使宗教起源问题的研究异彩纷呈,既促使宗教研究中多种方法的使用,同时也培养了宗教学发展的逻辑生长点。然而,自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多种原因,宗教起源的研究处在了“撂荒期”,变得门庭冷落。马克思恩格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沿着世俗基础找寻宗教的根源。在原始宗教产生根源上,恩格斯深受18、19世纪宗教学者研究宗教起源认识论角度的影响,主要从人类认识论的局限性出发探寻宗教的起源；马克思则认为阶级社会宗教产生和发展的根源主要是“劳动异化”。他们揭示宗教根源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宗教——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过程。实际上,我们可以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产生根源的论述归结为自然根源、社会根源、认识论根源和心理根源四个方面。宗教一经产生便会经历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历史上的古典宗教进化论、新宗教进化论、宗教退化论和原生、创生性宗教发展论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甚至谬误,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也提出了多种宗教的发展图式,如自然宗教→多神教→一神教的发展图式、自发宗教→人为宗教的发展图式、氏族——部落宗教→民族——国家宗教→世界宗教的发展图式,而后一种关于宗教发展的图式虽然仍过于概略,但相较于前两种则更加准确,对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理论体系的发展完善也有重大的意义。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它的未来发展趋势将如何,是永恒存在,还是走向消亡?“宗教永恒论”和“宗教消亡论”是关于宗教未来发展趋势的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关于宗教消亡的观点深刻揭示了宗教消亡的历史必然性和必备条件,主张宗教的消亡是一个自然史历的过程,是不能通过宣战或法律禁令取消的,需要经历漫长的时期。宗教消亡在理论上是必然的,在现实中是漫长的,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尊重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宗教存在根源的消亡。理论要联系实际,同时也必须服务于现实。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在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南,具有当代价值。而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当代价值的充分彰显和实现,离不开对其全面而科学的理解,离不开对当代新问题、新情况的阐释和解决,这就需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理论既要返本,又要开新,既要坚持,又要发展,既要“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又要“让马克思恩格斯走入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方法论指导,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建设和谐宗教,使宗教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和谐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