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新构想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其文明多样性的本质特征也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民族国家观。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民族国家观,既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理想的继续,又是消除近代以降挽救民族危机的各种民族国家观所难以摆脱的有关意识形态争论的窠臼,是实现了民族国家观思维方式重大创新的界碑,是在新的全球化历史条件下,对于民族复兴这一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主题的重新审视和界定——相对于民族统一和复兴,意识形态的争论并非第一位的,其应当服从于民族统一和复兴大业,这也是当下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民族的历史主题。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民族国家观中维护民族独立与自由的基本原则,将毛泽东时代要求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推进为新时期的民族富强,并以“一国两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载体,旨在稳定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民族国家观是邓小平理论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既继承了毛泽东“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族国家观又致力于解决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发展问题,且“一国两制”理论本身又具有文明多样性的基因,符合中华民族多元化发展和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观的实际,是新时期江泽民的“世界多样性”民族国家观和胡锦涛的“世界和谐”民族国家观的创新基石。可以说,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民族国家观是承前辈致力于民族独立与发展的历史任务之先,启后辈旨在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之后的重要桥梁,在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