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开放和融合,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跨国公司等投资者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方式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分享政策红利的同时,也会面对主权信用风险等诸多挑战。主权信用评级是主权国家宏观经济信息的集中体现,能够起到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对于投资者,尤其对于海外投资经验不足的中国投资者而言,主权信用评级能够成为其分析、监测国家风险的有效工具。因此,研究“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和FDI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共包括七个部分。第一章为导论。首先介绍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主权信用评级、FDI以及两者关系的文献进行梳理,然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最后介绍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是理论基础。通过重点回顾主权信用评级与信息不对称相关理论、主权信用评级与FDI相关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为后文现状分析和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持。第三章是现状分析。本文将“一带一路”国家按照总体、经济发展程度和地区分为三个层次,然后对每个层次的主权信用评级变化趋势、评级调整频率、FDI和中国OFDI四个方面的现状进行分析。第四章是主权信用评级模型的测算和评述。首先阐述或有权益分析法(CCA模型)的原理,并使用CCA模型测算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的CCA评级,最后对比和评述CCA评级与国际评级(标准普尔和穆迪评级)模型的优点和局限性。第五、六章为实证分析部分。第五章首先探讨“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与FDI的关系;第六章则进一步聚焦到“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与中国OFDI的关系。实证分析部分首先对比分析CCA和国际评级的实证结果;然后以国际评级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同时对空间相关性、时间样本异质性、变量滞后性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第七章为研究结论、政策启示和研究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如下五点。第一,CCA评级的解释力有待进一步验证。第五、六章的实证分析结果均显示CCA评级的解释能力不强,CCA评级与标准普尔、穆迪评级的估计结果出现符号相反的情况。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三点:首先,CCA评级所承载的信息量不足;其次,使用标准普尔“主权信用评级和积累违约率转换表”将违约率转换成CCA评级时产生偏差;最后,CCA评级样本量不足导致实证结果可能有偏。由于目前罕有文献使用CCA评级进行实证检验,因此CCA评级实证结果在本文中以探索性研究为主。第二,“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与FDI的关系较为显著。国际评级的实证结果显示:从“一带一路”国家总体来看,主权信用评级与FDI有显著的正向关系,FDI规模会随着主权信用评级的升高而增加;从经济发展程度分类来看,“一带一路”发达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与FDI有显著的负向关系,“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与FDI有显著的正向关系;FDI对发达国家评级的变动更加敏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市场规模、资源出口、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素质、贸易开放度均对FDI有较为显著的吸引力,发达国家在上述因素的变化对FDI的影响程度更大。第三,“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与FDI的关系较为稳健。专题讨论从空间相关性、时间样本异质性、变量滞后性三方面对“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与FDI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考虑空间相关性之后,“一带一路”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与FDI关系依然显著为正,而且各国FDI存在空间依赖关系,即一国周边国家FDI流入对该国FDI流入有促进作用。从时间样本异质性来看,主权信用评级与FDI的关系在金融危机前后均较为稳定,显著性会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增强。从变量滞后性来看,当使用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序列与原序列实证结果基本一致。第四,“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与中国OFDI的关系较为显著。国际评级的实证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国家总体、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均与中国OFDI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相比而言,发达国家评级降低更能吸引中国oFDI的流入。发达国家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素质方面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更强,发展中国家在资源出口和贸易开放度方面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更强,表明中国OFDI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动机有较为明显的区别。第五,“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与中国OFDI关系的稳健性较弱。在考虑空间相关性之后,“一带一路”国家的中国OFDI存在空间依赖关系,但两者关系不再显著。从时间样本异质性来看,“一带一路”国家总体和发达国家的评级与中国OFDI在金融危机前为不显著的正向关系,在金融危机后变为显著的负向关系,表明“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与中国OFDI的关系并不稳定,会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而产生变化。从变量滞后性来看,当使用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序列与原序列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