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以来,以营利为目的、以商业化运作为手段、以终端销售商为主要被告的知识产权维权行为迅猛发展,业内多称之为商业化维权。自拍杆、打火机等商业化维权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增长,渐呈泛滥趋势,而各地法院在该类案件的合法来源抗辩认定、赔偿数额确定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争议和分歧。通过对专利法领域内集中体现这些争议的商业化维权类案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关于合法来源的认定,其主观审查标准的争议点主要集中在被诉侵权商品是三无产品情况下,是否可以认定销售商应当知道此系侵权商品;其客观审查标准的争议主要在于合法来源的证据审查,具体包括:在制造者自认销售商所售产品由其生产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免除销售商的合法来源举证责任;对销售商的举证要求及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是否可以参照《商标法实施条例》第79条规定;不同行业、地域、主体的交易习惯在合法来源证明中如何考量。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定赔偿能否突破数额界限以及合理维权开支的审查标准。通过法条分析、案例查阅、学理分析,可以论证以下两点:一、基于商业化维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对其有关法律判断的定性不应因其商业化色彩而发生偏离。合法来源抗辩本质上属于性质判断,主、客观审查标准不应因商业化色彩而松动,但会因商业化维权案件中的共同特征而呈现出共性的裁判结果。就具体争议问题而言,因三无产品为产品质量法规制范畴,不宜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将其作为直接认定主观状态的审查标准;客观审查标准中,核心在于合法来源证据对于其合法销售渠道以及取得产品的正常商业方式的证明程度,能否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就具体争议问题而言,因制造者的自认系证据的一种,故其能否达到前述证明标准,仍需结合相关证据证明,不能据此直接免除销售商的合法来源举证责任;《商标法实施条例》第79条对于合法来源证据规定了较高的证明责任,但商标与专利的特性不同,对于销售者的注意义务要求亦不同,故不宜在专利案件中参照适用;不同行业、地域、主体的交易习惯可能会导致商业方式的不同,应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审查该中交易习惯对证据审查带来的影响。二、基于商业化维权的泛滥及其负面影响,有必要通过定量问题的裁量空间予以适当的司法疏导。在赔偿数额的确定中,可通过酌定赔偿方法与侵权获利赔偿方法的结合,精细化确定赔偿数额,避免赔偿数额的堆叠,并对有证据支持的维权合理开支予以保护,在有效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利的同时,规范诉讼秩序,避免不当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