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汉末年战乱不断﹑军阀割据﹑各自为政，曹操依托“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重新统一北方，奠定了日后全国统一的基础，同时也为日后以魏代晋打下了牢固的根基。而更为明显的是曹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以丞相身份弱化君权并最终夺取君权的先例。既而，随之而起的司马氏祖孙三代经过苦心经营最终取代曹氏重新使海内归一。而司马氏在曹魏时期的夺权经营过程当中，除了在中央极力分化、拉拢士族阶层使其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之外，而在地方，则让司马氏亲族子弟镇守其咽喉之地，以达到掌控内外的目的。最终司马氏集团代魏而立，在承袭曹魏时期的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其在批判的基础上对政治权力机构进行重新构建。但随着时势的发展，各种矛盾接踵而至且积弊日深。继之而起的晋武帝作为一个守成之君延续其祖辈的一贯政策，大封宗室子弟为王并让其独挡一面，形成了藩王林立、尾大不掉的局面。其间，晋武帝对统治政策也作过一些调整，但随着晋武帝灭吴之后疏于朝政，不思采取断然而有效之措施革除弊端，而在生命垂危之际寄希望于藩王，以图利用藩王的强势去革除这种种不利于司马氏政权稳固的因素，但终竟未能如其所愿，为随之而来的八王之乱埋下了伏笔。而这一来之不易的局面伴随着八王之乱，随后便被战乱﹑分裂与民族冲撞所代替。而究其根源，西晋的藩王政治与其密不可分。故而本文作者试图通过分析西晋藩王政策来阐述中国古代职官系统中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关系与矛盾，以及由这俩对矛盾所衍生出来的伴生物—藩王制与郡县制的矛盾，以期能获得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