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实现宏观经济发展整体目标,近年来我国频繁调整货币政策以适应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严重通货膨胀时期,在两次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政府都积极调整货币政策以应对当时经济出现的各种问题。但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缺乏稳定性和直观性,政策实施效果往往偏离初衷,而且政策效果表现出的非线性特征也增加了政策制定者预期其最终效果的难度。同时随着虚拟经济在整体经济结构中占比的逐渐增加,其作为一种主要经济形态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和组织逐步放松了对金融的监管,直接导致创新型金融工具不断出现,金融市场愈发活跃。但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给世界经济带来无限活力的同时,又因其自身具有的虚拟性和高风险性给金融业发展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与此同时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增强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多样化以及传导过程的复杂化,导致政策实施影响因素和作用效果的不确定性也愈发显著。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历经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宏观经济运行环境,虚拟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的紧密联系,给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而充分认识货币政策对虚拟经济的影响也已成为了解和分析货币政策整体效果的重要一环。我国货币政策究竟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它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作用效果是否一致?其实际作用效果是否真的具有非线性特征?哪种政策工具在具体实施中效果更好?这些都是亟待回答的问题。本文采用平滑转换自回归(STAR)模型,以实际GDP和股票市场指数来衡量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以货币供应量M1和实际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指标,分别研究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非线性影响。并基于非线性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不同政策工具、不同经济形态下货币政策非线性作用的表现形式差异。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存在非线性影响,但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以M1作为政策工具时,货币政策直接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产生非线性影响,且对于虚拟经济,M1的非线性作用同时表现在政策方向、政策规模和外部经济环境三个方面,但对于实体经济,非线性在这三个方面的表现并不显著。而以利率作为政策工具时,货币政策通过建立其他因素(如经济前期表现等)与当期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间的非线性关系实现其非线性影响,对于实体经济,实际利率的非线性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同外部环境下作用效果的非线性上,而对于虚拟经济,实际利率的非线性影响没有表现在政策方向、政策规模以及外部经济环境等方面。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两方面。在研究对象上,同时考虑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作用效果和特点,把虚拟经济作为一种独立经济形态进行分析,而不仅仅将虚拟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附属,关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以STAR模型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为工具,前者通过转换函数具体描绘非线性形式,通过图表形象展示非线性效应作用轨迹。后者以累积脉冲形式记录不同政策方向、政策强度和外部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的效果差异,形象说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非线性效应来源和表现形式。但本文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在实证过程中单以股票市场指数衡量虚拟经济难免有失偏颇,没有考虑到债券等虚拟资本市场的庞大规模和总量对货币政策实施、传导及最终效果的影响。未来希望能够创建一个“综合虚拟资本指数”,涵盖股票、债券等各种虚拟资本市场,能够有效衡量虚拟经济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