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德莱顿（1631~1700）是英国著名诗人、剧作家和翻译家。他在1680年开始从事翻译活动,而此时的他已是王政复辟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被封为英国第一位桂冠诗人,所以他的翻译一出版便引起很大反响。同时他也是一位译/论家,习惯在译作的序言跋语发表自己翻译时的思考、研究和采用的策略。他在首部译作《奥维德书信》的前言中提出的翻译三分法（直译、意译和模仿）对翻译学界仍有深远的影响。而翻译成为他的事业重心和经济支柱是由于1688年威廉三世继位,因政念不符剥夺了他的头衔和官职。这一人生的转折也对德莱顿的翻译思想有重要的影响。翻译思想发生学研究译/论家、流派的思想生成和演变,以构建翻译思想及翻译史研究话语体系。基于思想发生和发展的基本特质,翻译思想发生学提出“实践性原则”、“社会历史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基本分析框架,而借用发生学在人文学科丰富的理论资料和认识论方法,该体系建立了包含“翻译思想谱系学”、“翻译思想个体发生学”、“翻译思想语篇发生学”三个维度的研究框架。本文以译/论家德莱顿的翻译思想为研究对象,进行翻译思想个体发生学的个案研究,以利于更好地理解其理论的形成及其在整个翻译史中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基于翻译思想发生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概念,分析德莱顿的译作序言和往来书信等副文本,以翻译比喻的意象为切入点,梳理他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思考。德莱顿在译序中大量地借助比喻来表达他对翻译的见解,但仅分析意象和相关论述来呈现其翻译观是片面的。因此,要梳理译/论家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思考不仅需要从历史文化语境中结合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与翻译思想生成的联系,也需要探究译/论家的语言观、文化观和哲学观对翻译思想生成的影响。鉴于此,本文从译者、译本和读者三方面分析以上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个人修养是如何影响德莱顿的翻译思想发生。对于译者,德莱顿认为要花时间研究不同作者的风格和特点,并在译作中展现。如果用“甜味”来比喻不同作者的风格,那么译者就要有敏锐的味觉来分辨及展现他们分别是“食糖”的甜,还是“蜂蜜”的甜;除了语言风格的模仿,他也认为译者要对原作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不被行文所局限。如他在翻译乔叟时,认为自己与作者“灵魂相投”,这也同时解释了他在翻译中有较高自由度的原因;虽然他称译者仿佛“奴隶”一般地干活,但是结合其它的史料分析可以得出德莱顿作为译者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和颇丰的经济收入。对于译本,德莱顿对选词和音律有严格的要求,在诗歌结构上坚持使用英雄双韵体。在德莱顿眼中,诗就像“音乐”,而诗歌译者就像音乐家在弹拨旋律;他对原文内容的操纵也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1688年失去桂冠诗人之后,他甚至把翻译作为他政治观点的输出口,也正是由于翻译的掩护,他才能像好水性的“游泳者”一样,在汹涌的政治水域中毫发无伤;翻译策略上,他更喜欢意译,甚至是介于意译和模仿之间更自由的翻译。他认为译本要像“绘画”一样抓住原物的精髓而不仅是拘泥于细节。至于读者,他始终保持着以读者为本的态度。翻译初期他的目的是向大众普及拉丁语经典作品,所以他的翻译语言通俗易懂,好像原作者本来就是“英国人”。同时他在翻译作品中尊重女性,尽量避免政见和宗教信仰;翻译中期他更大胆向读者传播自己的理念。他借诗作《牝鹿与豹》宣布自己由英国国教（“豹”）改信天主教（“牝鹿”）,再加上之后政变他的官职和头衔被剥夺,所以他选择更直接地在译作中表明自己在教派和政派中的立场;作为英语语言发展学会的领头人,他通过翻译引进其他语言的资源改进英语词汇和语法,同时他重新翻译古英语文学作品,将他们看作是“未经打磨的钻石”,对当代和后世的英语使用影响深远。通过文史考证,本研究借助翻译思想发生学来多角度阐释内外部因素在不同阶段对译/论家德莱顿的翻译思想发生的影响,继而从德莱顿对译者、译本和读者三方面的态度展现其翻译观的形成。他著名的翻译三分法经历了从提出时的坚决批判直译和模仿,中期时三分法本质含义的变化,到最后翻译策略发展为更加自由的意译甚至趋近模仿。本文作为翻译思想个体发生学的个案研究,以期能丰富翻译思想发生学话语体系的史料和探索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