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发布《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12条规定民事法律规范可以适用于行政协议,但没有明确规定审查规则的标准、适用哪些民事法律规范,对于如何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也没有提及,从而在实践中导致法官部分法官出现审查逻辑混乱、审查规则不统一以及“同案不同判”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当从理论基础论证民事法律规范适用行政协议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溯源学说,公私法二元论推动了行政协议产生,由于行政协议处于公法与私法之间交错的区域,引入“混合契约”理论更加贴合行政协议同时具有行政性与合意性的特点。梳理我国行政协议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现状后,可以发现在目前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些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在行政协议中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在司法实践现状方面,以案件数量作为时间轴可以将过去的实践划分成三个阶段,从中能够清晰展示出行政协议中适用民事法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通过对具有代表性案件的整理,从中可以归纳出法官在审理行政协议效力时存在四种模式,即“民法优先模式”、“单一适用行政法模式”、“优先行政法准用民法模式”、“行政法与民事法律规范并重模式”。在这四种模式中,行政法与民事法律规范并重模式相较于其他模式更适合我国行政协议制度。作为符合我国国情的在行政协议中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方式,应当以“区别适用公私法”标准作为原则,“公法与私法的共通领域直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作为例外情形,在此基础上,以“法律规范漏洞用行政法基本原则填补”作为兜底标准。最后,作为以上标准的具体适用方式,本文分析了《民法典》适用行政协议效力审查的具体规则,包括行政协议的成立、生效、无效、撤销等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