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中,中国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依托“人口红利”等传统低成本优势,在快速而深度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实现了制造业产业“开阔地”式推进。但近年随着国内外环境的迅速变化,长期以来一直从“低端切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业,其出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天花板约束”。而破除约束的路径之一就是尽快进行产业调整,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改善中国当前的分工地位。在众多的产业调整手段中,制造业服务化一直是促进价值链攀升的一个重要命题假说,但囿于数据可得性和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当前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及其发展空间,我们缺乏深入数据层面的认识,同时上述命题假说也一直停留在理论推演层面,较少得到有说服力的直接实证检验,在这种情况下盲目的进行制造业服务化其针对性和科学性都会大打折扣。本文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发布的最新基础数据,借鉴最新方法分别从整体和细分层面上测算了44个国家(地区)在2000-2014年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并从整体层面测算了各个国家(地区)对应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首先,通过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测算结果的数据分析发现,无论是整体还是细分行业层面,以出口内含服务增加值为表征的制造业服务化都有深入发展趋势,但中国在样本经济体中排名较为靠后。进一步的,在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国内外服务投入来源结构进行区分的基础上,本文又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和中国的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对上述命题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在不区分服务投入国内外来源结构的情况下,单纯考虑整体意义上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并无显著影响;如果进一步区分服务投入来源结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基于国内服务投入增加的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具有显著积极影响,而基于国外服务投入增加的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反而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据此,本文的观点是目前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依然较低,依托制造业服务化的产业结构调整拥有广阔的可操作空间。而通过制造业服务化也的确可以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但不能为了“服务化”而笼统地谈“服务化”,必须区分服务投入的国内外来源和技术含量,即如何推进本国服务业尤其是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效提升制造业生产过程中作为中间品的本国服务投入“含金量”,才是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