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P2P在中国“先扬后抑”，整个行业呈现出“过山车”式的发展态势。在坚决防控金融风险的目标下，“暂停式”监管政策的出台，将P2P模式锁定在“十字路口”的中央，发展前景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但必须要指出的是，在分类处置政策作用下，即使P2P行业转型为助贷机构与网络小贷，本文探讨的三方担保、准入监管、分级监管等问题会继续存在，相关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的研究:
　　首先，将P2P的业务模式界定为参与各方的合约选择，这有利于把P2P中介属性的讨论纳入一个兼具时空维度的完整框架。在文献综述基础上，首先围绕征信基础设施与平台声誉这两类因素，对中国P2P合约选择问题做比较金融组织的分析。而后，利用Logit模型与倾向得分匹配法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地区征信基础设施越完善，平台提供担保的概率越低。这有助于解释中国平台普遍为投资者提供三方担保的现象。第二，平台声誉水平与三方担保具有替代关系，声誉水平越高平台提供担保的概率越低。这能够为“为何有少数平台不提供担保”的成因分析提供线索。第三，当平台声誉积累到某一水平后，担保措施的绩效会下降，这意味着平台未来可能会以市场自发的方式“去担保化”。
　　其次，设置一定的准入门槛，有助于增强平台的内部治理能力与风险抵御能力。这有利于提高平台质量，降低社会金融风险。利用手工收集的P2P经营状态、特征类型和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等数据，本文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并得到如下结果:第一，与民营大股东相比，当平台拥有风投、上市公司和国资系这三个类型的大股东，平台的问题概率会分别降低10.8％、8.8％、13.2％。注册资本每提高1％，平台出问题的概率降低2.6％。这说明提高平台准入门槛有助于改善平台质量，降低P2P社会风险。第二，平台经营时长越长或征信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监管部门提高准入门槛对平台质量的改善作用越小。这意味着针对平台自身或外部环境方面存在的差异，监管政策的设计可具有一定的状态依存特征。
　　最后，对P2P分级监管问题进行研究。市场声誉和政府干预都是监管的重要手段，且二者之间相互影响。本文基于引入声誉与司法水平的无限重复博弈说明，平台声誉水平越高、受到的司法监管水平越高，平台经营绩效越好。这说明声誉机制与司法监管都能激励平台诚信经营，提高平台经营绩效。平台声誉水平较低时，司法监管与声誉机制存在互补效应;平台声誉水平较高时，司法监管与声誉机制存在替代效应。这说明为实现市场声誉和政府干预这两种监管资源的有效组合，改善监管效果，应对平台进行群组划分并实行分级监管，当P2P平台声誉水平较低时，监管机构应该加强对平台的监管，随着P2P平台声誉水平不断提高，监管机构可以适当放松对平台的监管。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