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世纪初,古老的女真民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建立大金(1115-1234)政权。在此后的十年间,金朝灭辽亡宋,臣服西夏、高丽,成为统治北方的强大政权。金与南宋对峙,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金王朝雄踞北方一百二十年,幅员广袤,北起外兴安岭,南到淮河,西起河套,东到大海,面积相当于南宋的两倍。金朝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文化得到长足发展。金代文化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随着民族融合的进程,女真人代表的渔猎文化、契丹王朝代表的游牧文化、中原汉族代表的农耕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新型的北方文化。由于北方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以及北方人民(包括北方汉族居民和北方少数民族)质朴刚健的气质,金代文化具有质朴刚健的风格。这对金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金朝入主中原,在朝廷中起用了不少北宋文人。这些文人都以才学见长,有的还是著名作家。他们的到来,在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历史上称为“借才异代”的时代。这批来自北宋的作家,直接启发了词体文学的创作,他们自己的创作和其他词人的追随模仿,曾左右一时风气。当生长在金代的一批词人成熟以后,金词又形成了自家面目,绝非宋词的影子或者回声。金词和南宋词都是由北宋词这个母体发育而来,但在各自的文化传统和文学背景下走过了不同的时空轨迹。在整个金宋对峙其间,金代词与南宋词平行发展,在南、北两个同属中国的不同的朝代里吟咏出不同的风调。因此可以说,金国与南宋平分天下、各为正统,金词和南宋词也是平分秋色、各领风骚。总的说来,金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金词是民族文化交叉融合的产物。汉族词人是金代词坛的主要力量,同时,少数民族词人也在崛起。女真族的完颜亮、完颜雍、完颜璟、完颜璹,羌人的后裔折元礼、契丹族词人耶律履,都在词坛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鲜卑族的后裔元好问,是金代最杰出的词人。多民族的词人共同构成了词坛的创作队伍,这种情况是前代和同时的南宋词坛所没有的。“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少数民族词人质朴豪爽、率真自然的创作风格给词坛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文化整合的深入,完颜氏词人的风格逐渐委靡,完颜亮豪迈粗犷的风格在汉族词人身上得到延续。这可以说是民族心理渗透的一个典型表现。其次,在南北文学传统交汇的背景下,金词凸现出北方文学的阳刚之气。北国气候干烈祁寒,北地山川苍莽恢阔,北方风俗质直开朗。金代的词人几乎全是北方人,具有浑厚豪迈的文化心理。受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金词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北派风格。北方文学自古以来就形成了阳刚质朴的传统,金人写词,强调言志抒情,不拘文字工拙,与这种文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诗词只是一理”(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中)、“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元好问《新轩乐府引》)、“挟幽、并之气”(郝经《遗山先生墓铭》),这三点是金代词人创作的总纲领,也是金词贯穿始终的文学精神。金词的总体风格可以概括为伉爽清疏、刚方劲健。金词的发展演变到词风的最后形成,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115-1161),是“借才异代”期。金太祖至海陵王统治的几十年间,战争不断,国势日盛。在戎马倥偬之中,金词有了一个高亢的开篇。金词是文化移植的产物。女真文化落后,金朝建立之初无词可言。金与北宋的交战中,北宋文人吴激、蔡松年等人进入金朝,也把北宋成熟的词体艺术带到金朝,为金词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范本。这群北宋词人由于经历时事动荡,身陷异国他乡,内心激愤不平,需要心灵的安慰。而苏轼的旷达洒脱恰好可以疏导他们的郁闷,缓解他们的痛苦,于是他们选择了“苏轼模式”来抒发感情。从此,苏轼的风格在北方流传,并一直延续了下去。在北宋文人的引导下,金朝本土的词人开始成长起来。这一时期,金王朝处在上升期,形势一片大好——金太宗灭亡北宋,金熙宗臣服南宋,海陵王迁都燕京,为统一天下积极准备。意气风发的金代词人继承了北宋词人的爽朗词风,并充实进昂扬的时代内容,写出激昂壮阔的篇章。以完颜亮为代表的词人,风格豪迈奔放,标志着金词自身的特点已经初具雏型。第二个时期(1162-1208),是“多元发展”期。1164年,金与南宋签订隆兴和议,此后南北修好长达四十余年。在金世宗和金章宗两个开明君主的统治下,金朝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繁盛,进入鼎盛期。尤其是世宗和章宗爱好文学,并亲自创作,更加刺激了词体文学的发达。和平安逸的社会环境和帝王的提倡,给词人们提供了良好的创作氛围。大定、明昌年间,词坛人才辈出,风格多样,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蔡珪的俊爽清拔、刘迎的婉丽温柔、党怀英的潇洒疏秀、王庭筠的幽峭绵邈……反映了词人多方面的探索和尝试,也为金词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明昌时期的词人大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在书法、绘画方面都颇有造诣。高度的艺术修养使得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注重审美价值,并形成一些共同的审美趣味。例如,梅花的意象和词人高洁的志趣凝结在一起,便构成了美妙的审美风格。金章宗统治的后十年,耽于声色,朝野上下侈靡享乐之风盛行。在章宗的影响下,词人追求浮华艳丽,导致华而少实,空洞无物。王寂、刘仲尹创作了大量的艳情词,风格浮靡香艳。这一时期,虽然涌现了多种风格,但是词的基调并没有改变。词人在大胆创作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以词言志,依旧保持着清雄爽直的风格。此时的词坛名家辈出,风格多样,标志着金词已经进入成熟的发展状态。第三个时期(1209-1234),是“辉煌结获”期。1211年,成吉思汗发动对金战争。面对蒙古的铁蹄,曾经不可一世的女真人显得孱弱无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自卫绍王登基,金朝便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自金宣宗“贞祐南渡”,金朝的衰败已经不可收拾。1234年,金朝最后一个皇帝金哀宗自缢死,宣告金王朝灭亡。这一时期,尤其是南渡后的二十年,战争连年、灾害频繁,生灵涂炭,民生凋敝。在时代苦难的冲击下,词人们从纸醉金迷中惊醒过来,开始反映金末社会动乱的现实。面对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验,词人或写救亡图存的壮志,或写忧国忧民的情怀,风格慷慨悲壮。金词并没有随着金王朝的衰败而显出颓势,反而在乱世之中唱出时代的强音。金亡以后,元好问、李俊民、段克己、段成己等人成为流落新朝的遗民。他们感伤时事,系念故国,多写隐逸情怀与兴亡之感,词风高旷清远,幽忧激烈,为金词写下了流光溢彩的尾声。尤其是元好问饱含经世之志、亡国之痛与悯物之情,熔豪放婉约于一炉,化刚健婀娜于一体,刚柔并济,华实相扶,更加完全地展示了金词的特色,成为金词的集大成者。他不仅为金词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对于宋词的推陈出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又变故作新,变词为曲,开创散曲创作之先河。这一阶段的词史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南渡以后的词坛洗褪了明昌期间词风绮靡的不良风气,进入到一种更新的境界;二是跨越金、元两代的词人,升华了金词的品味,尤其是元好问,风格悲壮,艺术浑融,把金词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纵览金词的发展过程,金词走过了一条“清刚——柔婉——刚柔相济”的演进轨迹。终金之世,伉爽清疏的词风延绵不绝,一直是金词的主旋律。而且,这个主旋律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丰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