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跨国经贸活动日益频繁,国际商事争端与日俱增,中国传统法院在国际化、专业化程度以及国际影响力等层面均难以满足现有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需求。为解决前述问题,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应运而生。在肯定改革成果的同时,亦应注意到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存在的诸多不足。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域外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寻求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应对之策,进而提升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领域的影响力与话语权。首先,探究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的理论基础,将其界定为以司法主权让渡理论为背景,基于解决国际商事争端公共产品的定位行使管辖权,从而明晰其设立的理论依据以及目的所在。其次,从协议管辖、优化管辖权划分以平衡受案范围和“诉仲对接”与“诉调对接”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证,通过对比分析法明晰域外国际商事法庭制度设计的差异,进而引出下文域外国际商事法庭对于中国的启示。再次,从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配置入手,探究域外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在协议管辖、管辖权划分、“诉仲对接”与“诉调对接”方面对中国的启示。与域外国际商事法庭相比较,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协议管辖仍受限于实际联系原则以及协议管辖排他性效力的缺位均限制了管辖权的扩张;移送管辖的适用标准应进一步细化以及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商事法庭应充分落实其专业化的分工职能;在“诉仲对接”与“诉调对接”层面,最高人民法院选定的国际商事仲裁、调解机构的国际化程度不足、司法审查欠缺统筹规划以及“诉调对接”的适用条件及范围有待拓展等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最后,将落脚点回归至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应对之策。第一,协议管辖受限于现有的法律体系,通过突破《民事诉讼法》第34条的局限性以及确立协议管辖的排他性效力,以实现协议管辖的扩张;第二,落实保障“一带一路”平稳运营的职能及细化管辖划分的标准,统筹规划的同时亦凸显专业化分工职能;第三,推进国际商事仲裁、调解机构的国际化,统筹协调司法审查制度,拓展“诉调结合”的适用条件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