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和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等问题,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的利益缓解公司治理问题,2001年我国上市公司全面引进了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作为企业董事会的一部分,在缓解公司委托代理问题、保护广大中小股东利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也为公共部门人员在企业兼任独立董事等高管职务打开了重要通道。高校背景的独立董事以其具有的良好公众形象及兼具的监督和咨询两大职能而广受企业青睐,一方面知识聚集地的高校加入利益至上的企业中,可以利用其自身的智力和高校资源给所任职公司带来了许多积极效应;另一方面,高校背景独立董事的“花瓶效应”和“利益交换”这些质疑抨击声音层出不穷,使得高校独立董事行使职能的效率和效果备受争议。2015年11月3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发布,对高校背景独立董事任职情况进一步规制,掀起了高校独立董事离职潮,使得独立董事尤其是来自高校背景的独立董事群体被推至风口浪尖,再次成为投资者热议和质疑的对象。对于我国正处于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深水区的上市公司来说,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身份的高校学者,不仅可以输出自身的研究经验和知识技术助力企业研发创新实践,而且能够依赖自己具备的社会属性为企业带来相关的人力财富和资源渠道,实现个人无形资本向企业社会资源的转换,成为上市公司创新的内在引擎。然而,教育部的发文对双重身份的高校独立董事进行规制,致使不符合制度要求的独立董事大规模离职切断了“创新引擎”的作用,造成了资本市场关于“高校独董花瓶论”和上市公司“高校独董内部引擎论”的更广泛争议。面对这些褒贬言论,本文试图从中国的特殊制度环境和“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出发,结合当下“离职潮”的涌现,从企业创新绩效的视角研究高校学者这一特殊背景的独立董事在资本市场中所具备的作用和影响。故本文借助政策规制后高校独立董事离职潮这一契机,以2011-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探究政策禁令导致的高校背景独立董事离职对样本公司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不同企业性质、内部股权结构与质押情况、外部资源依赖及生命周期环境下,该政策对不同特征的公司实际影响效果的差异。研究发现,2015年政策规制后高校背景独立董事大规模辞去企业职务,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对外观设计类型专利负向效果最为显著,发明类型专利次之;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校独立董事被迫离职对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从股权结构来看,具有多个大股东的企业中高校独立董事离职对创新绩效具有消极影响;与存在股权质押的企业相比,高校独立董事离职在没有股权质押的企业中对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更突出;从企业资源依赖性方面看,政策规制之后的高校独立董事离职对资源依赖程度高的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更大;基于生命周期视角下,高校背景独立董事离职对成长期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在进一步研究中,本文以2015年11月3日-2016年12月31日为事件期,以事件期中由于禁令原因非正常离职企业为样本,综合分析高校背景独立董事的不同身份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造成的影响,旨在为企业应当聘任什么特征的高校人员担任独立董事提供实证依据;此外,进一步分析中还探讨了每个样本公司中因政策原因辞职的高校独立董事个数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从而探究公司中高校背景独立董事的数量多少是否会对此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借此验证高校背景独立董事的规模效应。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和高校背景独立董事治理效果领域的研究,还对现实中企业如何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如何提升创新绩效和促进企业长久发展、以及怎样从微观层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问题提供理论参考。同时本文也为教育部出台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制政策是否合理和有效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