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全球贫困问题有所缓解。当前全球贫困问题呈现出两个突出特征：第一，据预测，未来的绝对贫困人口将主要集中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第二，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相对贫困成为当代贫困问题的最突出矛盾。如果承认个人慈善有助于缓解贫困，探讨“如何行善”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人类个体而言，承担慈善义务以帮助他人是常识道德和规范理论的普遍要求。在规范理论中，功利主义基于不偏不倚的道德立场，为每个人的利益和福祉赋予了平等的考量，这一方面为个体采取慈善行为提供了充分的道德理由，但另一方面，功利主义的个体慈善原则也面临着要求过高以及忽视个体独特性的批评。由康德伦理学发展而来的道义论将“不伤害原则”视为道德的最低限度，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善的要求，但道义论提出的慈善义务似乎不能充分地说明，人们为什么有义务去缓解相对贫困。在西季威克“实践理性二元论”的启发下，应当首先对不偏不倚的传统道德立场进行反思，进而去思考行善的本质及其行动原则。
　　为了进一步说明个人偏好与不偏不倚在道德立场上的关系，首先要对个人偏好的伦理重要性进行考察。本文借助综合性论证来捍卫个人偏好，并为合理偏倚性(合理偏好)做出定义。基于该定义，本文最终借助“功能性方案”对不偏不倚的传统道德立场做出了修正，其结论是：第一，一阶道德允许人们采取偏好行为，但在二阶的意义上，道德仍然要求人们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去促进每个人的美好生活；第二，不偏不倚的二阶道德观点为一阶观点施加了限制。这一道德立场对慈善行为的启示是：第一，应当把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作为行善的基本限度；第二，将道德领域得到的结论推广到政治领域中加以审查。
　　基于修正的道德立场以及该立场对慈善行为的启示，本文借助“依赖性论证”指出，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应当建立在人类的脆弱性本质和能动性本质上。首先，为实现美好生活，人们应当形成一种互惠性依赖，即，为了培养和发展能动性而主动选择融入彼此，又为了避免脆弱性本质以及防止损害能动性本质而选择彼此互利互惠。慈善行为就内在于上述互惠性依赖的要求中，构成了慈善的本质。其次，分析互惠性依赖的规范性，从而回答个体采取慈善行为的规范性以及动机问题。再次，将有关行善限度的理解放入到公共政治生活中去考察，并最终按照新的道德立场提出五条行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