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集资诈骗罪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争议的几个难点问题入手，在集资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共同犯罪中不同罪名的区分、间接故意能否构成本罪以及本罪死刑的必要性等四个方面，对一些理论观点和实践做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集资诈骗罪的客观方面，论证了司法解释关于“在确定本罪犯罪数额时对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的规定是不科学的，进而在全面考量集资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形态及行为性质的基础上，得出了“以集资总额作为集资诈骗罪数额标准更为合理”的结论。在集资诈骗罪的主观方面，结合实际案例中的争议，引出了能否用间接故意认定部分高管人员的主观罪过问题。并通过引入主观超过要素的概念，明确了作为罪过的犯罪故意和作为主观超过要素的犯罪目的的区别与联系，进而反驳了间接故意不能构成集资诈骗罪的理论观点。在集资诈骗共同犯罪问题中，将本罪的共犯主体分为犯罪最初的谋划者、集资诈骗的积极参加者和集资行为的具体实施者三个层次，并对每个层次主体的非法占有目的进行分析，确定了在同一案件中分别判处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根据。在死刑适用方面，结合目前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吴英集资诈骗案，引出重新审视本罪适用死刑的必要性问题，从死刑在本罪中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作用均不明显、社会公众对于本罪适用死刑的态度转变、国家试行民间金融活动可能导致此罪的法益侵害程度降低等方面，论证了“应当尽量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直至最终取消该罪死刑规定”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