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名著和不朽的文学巨著。鲁迅先生也曾高度地赞誉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已足见《史记》在历史与文学上的绝顶地位。然而，就《史记》的价值而言，把司马迁仅仅作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卓越的文学家来认识与看待是远远不够的。除史学与文学的成就之外，司马迁还在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美学、天文、地理、人才、伦理道德等诸方面都有所建树。就经济思想而论，司马迁无论是在经济史料的整理上，还是新的经济思想阐发上，都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那些与当时社会狭隘的经济观念相离相悖，以充分关注人性、期盼民殷国富、文明昌盛为主体的经济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千百年来都一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在大力发展经济与改革开放的今天，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经济价值观念不仅对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有启迪作用，而且也仍然值得我们学习、探讨与借鉴，尤其是在具有几千年传统文化和保守的经济观念的背景下搞市场经济，了解与探讨传统的经济观念及作为史学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司马迁是在浩繁的先秦文化和生动活泼的西汉初期文化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他的思想基础是在对儒、道精华的兼收并蓄中形成的。他不仅吸纳了道家顺应自然规律的思想真谛，而且也兼容了儒家思想中富国爱民的人生价值观的理论精华，在儒、道思想高度融合化一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整套具有远见卓识、力图大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思想与理论。若用当代经济学理论来类比，司马迁的宏观治国思想从总体上来说，就是主张发展市场经济的观点，即国家不要过多地对经济活动进行干涉，而应让经济规律自行调节社会经济的发展。用司马迁时代的语言宋概括，即“无为而治”。司马迁的这一经济理论体系中，包括了诸如经济规律自发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之验”论；社会经济发展中多业并举的产业结构观；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因势利导”论；以及经济活动中重利轻义的义利观等等。 司马迁的经济观点是来自与他对西汉前期(汉高祖——汉景帝时期)近70年的经济发展实践与汉初“与民休息”的治国政策的理论总结，也是对先秦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治生之术”问题的全面阐发。他的经济观提倡国家在经济政策上采用自由发展的“善因”之法，尽可能少的干预经济市场，并反对国家与民争利；在社会经济格局上，他倡导要以农、工、商、虞“四业”并重，反对重农轻商的经济观念与政策；在求富的途径上，他肯定并推崇以财货增殖的商业求富活动，并认为求富活动不仅能使国家繁荣富裕，求富也是人性之本能所在，而且富裕也是提升人道德水平的前提和基础：在“义与利”二者的关系上，他无情地扯去了古代蒙在财富观念上的虚伪面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人们追富求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在求富与社会道德伦理的关系上，他坚持了二者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认为人的一切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都离不开一定的经济条件而独立存在，即所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司马迁对经济问题的卓越认识和他力求主张发展经济的观点，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不仅具有深刻性，更重要的是他的经济理论具有超前性和反现实性。且不说他的经济观对封建经济时代的深远影响，就今天中国的改革厂放而言，其思想意义和理论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