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倡议取得重大进展的今天,各国政策沟通不断加强,基础设施网络日益完善,经贸合作迈向纵深,资金融通力度持续加大,人文交流及民间往来更加密切,各方已然形成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局面。其中,基础设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自“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以来,一系列包括交通、通信和能源等在内的基础设施跨国项目提上日程,如中欧班列、中老铁路、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中俄原油管道复线、中缅国际穿境光缆及东南亚-中东-西欧5号海底光缆等。基础设施作为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载体,不仅可以促进各国之间人员的流动,同时也加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联系,促进各方的经济发展。近年来,世界经济的重心向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步伐不断加快,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及与之对应的物流体系和基础设施网络的布局也随之迅速调整。与此同时,国际贸易的运输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从以单一的海洋运输为主,转向多种运输方式的有机结合,一个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因此,将基础设施建设置于“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背景下展开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厘清基础设施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同时也为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畅通提供了理论指导,从而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促进共同繁荣。本文首先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现阶段有关基础设施的国际贸易效应研究大多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且研究港口设施的文献居多,考虑到通信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文献较为鲜见,或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整体,并未分析各类基础设施的差异化效应,因此无法全面、准确地评估“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一国的基础设施条件及其贸易效应。其次,本文对“一带一路”国家范围和基础设施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回顾了相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据此分析了基础设施作用于出口贸易的路径,并提出研究假设。再次,本文对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贸易现状和“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现状进行了描述。通过对比分析发现,2001年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贸易规模呈扩大的趋势,出口市场较为集中,出口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较为单一,运输方式呈现多样化,但仍以海运为主,空运方式所占比例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在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领域,“一带一路”国家总体交通基础设施运力和覆盖情况可观,通信基础设施用户数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远不及欧盟,许多国家油气资源丰富,但是由于设备、技术、管理和服务落后等诸多原因,能源开采、炼化和运输的效率极低,“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仍有待提升。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原有的引力模型进行扩展,参照世界银行对基础设施的定义,将基础设施细化到交通、通信、能源三个层面,既考虑“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综合水平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影响,同时又基于不同类别的基础设施进行差异化分析,并且引入对外直接投资、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及金融环境等控制变量,并以“一带一路”71个国家2001-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交通、通信、能源三类基础设施整体水平的提升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显著为正,而能源基础设施由于国家投入有限、建设周期长等原因,对于贸易的影响并未显现。最后,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多样化、着力建设通信基础设施、有计划地加强能源合作、促进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及引导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更新了“一带一路”国家的范围与时间区间,既考虑“一带一路”国家三类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又进一步探究了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差异化效应,并引入金融环境这一新的变量。但由于目前并没有十分完善的基础设施指标评价体系,本文只参考了已有文献选取部分衡量基础设施水平的变量做简单的计算,在评价基础设施水平的代表性和完善性上有一定的局限,对其测评因素可能会存在测度因素的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