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试点从2005年才开始，又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暂停了很长时间，直至2012年才陆续重新发展，和发达国家如欧美市场相比，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重新发展之后，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给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由银监会主导的资产支持票据(ABN)已逐渐成为资产证券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产品之一。
　　从2012年资产支持票据这一融资工具正式亮相开始，到2016年6月平安信托发行了国内首单信托型ABN产品“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期信托资产支持票据”，ABN产品特别是信托型ABN产品逐渐步入视野并很快在2018年发行规模超过干亿元。信托型ABN产品的规模爆发以及其在资产证券化领域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都使得需要对其特点及出现的问题更加引起重视。信用增级作为信托型ABN发行时的一个重要细分领域，其设计的合适与否，对产品发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资产证券化特别是信托型ABN发展的时间较短，发行规模又在近年来大幅增加，导致了中国法律法规、信用评级等很多影响信用增级的外部因素没有及时跟上信托型ABN的发展。
　　本文首先在梳理信托型ABN定义及其特点的基础上，阐明了信托型ABN相较以应收账款为核心的ABN产品，其资产隔离的效果更好，且持有方可以同时享有债权和信托受益权。然后对信托型ABN的主要风险做了分析，包括投资风险、基础资产相关风险等，并解释了信用增级的必要性。
　　随后本文对构成信用增级理论基础的三大理论:契约机制理论、激励机制理论以及风险管理理论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研究。契约机制理论主要研究债务契约中信用增级起到的作用，和市场投资人依据契约/合同要素对发行方进行甄别的行为。激励机制理论分析了引进信用增级机构可以在信息不对称背景下加强对固定收益类证券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得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得到缓解，减少委托代理成本，减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管理理论研究了市场投资人差异化的风险承担能力和风险偏好，设计完善相匹配的信用风险分担机制，拓宽固定收益类证券市场的信用风险承担途径，达到均衡管理固定收益类证券风险的目的。
　　之后作者梳理了中国信托型ABN信用增级的发展历程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如受到的法律限制较多、信用增级模式自身的缺陷、信用增级方法选择单一和信用评级机制不规范等。中国资产证券化经历的时间较短，信用增级制度不完善也是不可避免的，应正视中国信托型ABN信用增级中存在的问题并去逐个分析，从法律、评级等多个角度深入研究。
　　接着本文以信用增级方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结构化增信模式，展开对信托型ABN信用增级的效用研究，得出了引入夹层份额等合适的信用增级方式后，可以降低信托型ABN参与各方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发行成本/信用利差，提高发行人的效用，同时引入夹层份额还可以分担大部分的信用风险，因此市场投资人特别是优先级市场投资人的效用也得到了提升。
　　之后本文再进一步对提升发行人效用中可以量化的信用利差进行针对性的实证研究，采用2017年至2019年中国发行的信托型ABN产品为样本，以最优静态比较模型为基础，进行了实证检验，使用信用增级变量(包括代理变量)对中国信托型ABN发行的信用利差进行回归分析，并得出了采用信用增级后确实能够降低信托型ABN信用利差的结论，然后进一步分析了发行方规模(即信息透明度)和股权结构分别对信用增级效果产生的影响。
　　然后本文对中国中车2018年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这一典型案例的信用增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指出了其优先/次级分层结构设计不合理、引入夹层份额后可以改善各参与方的效用，以及过度依靠内部信用增级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对于各市场参与方也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
　　最后，得出本文的结论并对信托型ABN的信用增级提出了建议，并展望了信托型ABN今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