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日本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偏小，但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比较大。日本政府期望通过财政支出政策来引导产业发展，刺激私人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日本不同时期的财政支出政策取得了不同的成效，但也造成财政负担过重等不良后果。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也在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增长了近80倍。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与高速发展时期，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需要不断调整，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深入分析日本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结日本财政支出政策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对各主要经济学流派的财政支出理论以及财政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宏观理论进行了回顾，发现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对于财政支出作用的看法不同，其理论主张是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出现的问题相适应的。古典经济学派主张政府不应该用财政政策去过多的干预经济发展，而应该让经济保持自由放任；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人们认识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性，凯恩斯主义学派及其继承者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对经济产生有利影响，主张政府有必要运用财政政策积极的干预经济发展，以促进经济增长；20世纪70年代，滞胀问题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财政支出政策调节经济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众多流派的观点都以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为主，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能够有效利用资源，认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自由经济和市场能够起到有效监督和约束的作用，在经济运行中，市场和政府都有各自不可替代的功能。日本财政体制主要包括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财政支出制度。其中，财政支出制度具有财政支出相对规模小、生产性支出所占的比重较高、地方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高、实行有偿性财政资金分配等特点。日本的行政机构分为中央、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级。后两级政府通常被合称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责权划分明确，地方政府承担了财政总支出的70%。日本政府建立了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来保证地方政府履行职能的资金需要。中央政府承担转移支付的主要职责，目前的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由地方让与税、地方交付税和国库支出金构成。在二战后的重建时期、泡沫经济破灭后、东亚金融危机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期，日本政府曾多次使用财政扩张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尽管日本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也并未能彻底改变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经济颓势，反而导致财政赤字大幅攀升。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到底有多大的影响，需要通过实证分析判断。本文利用日本内阁府网站发布的1969-2011年间的GDP数据、财政支出相关数据、资本形成相关数据，以及1969-2011年日本统计局官方网站发布的就业人口数据，使用Eviews软件，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估计财政支出相对规模（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财政消费性支出相对规模（财政消费性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财政生产性支出相对规模（财政生产性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产出弹性，并以得出的产出弹性为基础进一步计算财政支出总量、财政消费性支出、财政生产性支出的边际贡献。回归分析和计算边际贡献的结果为：在样本期间内，财政支出对总产出的影响不显著，财政消费性支出对总产出的影响为正，财政生产性支出对总产出的影响为负，而财政支出绝对值及其相对规模、财政消费性支出绝对值、财政生产性支出绝对值及其相对规模对总产出的边际贡献都为负，只有财政消费性支出相对规模的边际贡献为正值，并且2006年以来实际财政消费性支出大于实际财政生产性支出的边际贡献。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到结论，1969-2011年间日本财政支出总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负；在财政支出相对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日本财政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拉动作用，而财政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负。所以在日本财政支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财政支出结构应该向消费性支出倾斜。但是从长期来看，就日本财政支出规模而言，无论怎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负面的，财政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都已经超过了最优规模。目前，由于外部需求好转和安倍经济学的刺激，2013年日本经济明显好转，但是日本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实现全面复苏，还面临较多不确定性。当前日本财政的可持续面临着巨大挑战，所以当前日本财政政策目标在于重建财政，具体措施一是提升消费税，二是削减财政支出。但是，老龄化导致社会保障支出增加、政府还在通过扩大财政投资规模来刺激经济增长等多方面因素使得重建财政这一目标的实现面临困难。而扩大财政支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问题。虽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日本财政支出规模过大的结论，但此时缩减财政支出规模恐怕会令经济雪上加霜，在此情况下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许可以进行减税。所以，本文认为当前日本以提高消费税率的办法解决财政压力是不合理的。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快速发展的时期，日本财政支出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在调整财政支出规模、防患财政风险、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深化我国财税制度改革等方面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