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至1976年间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研究在我国一直处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直到最近几年才引起国内学者们的关注。但是,学界对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选材的研究并不是很多,而从翻译的文化研究视域对其进行的探讨与研究则更少。本文主要从文化学派视域的角度对这一阶段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选材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的理论框架是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又辅之以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中有关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所处的地位的相关理论。在勒弗维尔看来,一切翻译都可以看作是改写。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翻译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从而也就使译者的翻译成了一种在特定文化、思想、意识形态话语中的改写、变形或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勒弗维尔认为译入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是操纵文学翻译的三种基本力量,其中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的制约和影响尤为显著。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1949年至1976间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选材被高度地意识形态化,使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服从性。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选材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始终遵循着党的文艺方针,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保持一致,用以服从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依据这一阶段中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本论文研究的需要,1949年至1976年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建国17年”和“文革十年”。内容主要关涉这两个阶段外国文学作品翻译选材各自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翻译选材的来源,特定语境下选材的特点等。关注的焦点是通过研究这两个阶段外国文学作品的来源国、数量以及作家与文本的变化来考察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系统中,赞助人是如何通过政治意识形态和诗学在宏观上操纵这两个时期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选材、翻译文学在特定时期的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翻译文学对民族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以及译者在翻译选材过程中的主体性表现。基于所搜集和整理的大量语料,本文运用改写理论和多元系统理论中有关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所处的地位的相关理论对这两个阶段我国外国文学作品翻译选材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建国十七年和文革十年间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选材都受到了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但是由于这两个阶段受不同的权利话语的制约,因而意识形态和诗学不同。正因为这两个阶段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才造成了这两个阶段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选材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即“建国十七”间,俄苏文学作品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得到了大量的译介;对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的译介,则主要集中于古典文学作品。“文革十年”间,文学翻译虽然极度凋零,但是公开出版发行较多的依然是苏联文学和少数“友好”国家的文学;大体上而言,欧美文学则被排斥和拒绝。此外,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也使得这两个阶段的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学多元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和起到的作用也有所不同。(2)改写理论这种描述性研究方法总体而言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适用性,对于中国翻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借鉴性。但是改写理论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的操控,而忽视了其他因素,如译者、翻译目的等。本文运用改写理论所做的翻译选材研究为以后研究翻译关系、翻译关系所反映出来的中外文学关系以及中外关系的发展与变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具有借鉴意义。本论文共包括六章。第一章是绪言。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意义,动机和原因,并对本研究中的两阶段时间的划分加以说明。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回顾了国内外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的理论发展历程以及国内学者对1949年至1976年间的外国文学翻译所做的研究,并对此作出了相应的评价。第三章详细论述了本论文的理论框架,介绍了改写理论和多元系统中理论中有关翻译文学地位的相关理论;同时界定了勒弗维尔关于对翻译作品造成影响的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因素。第四章通过全面考察建国十七年间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选材产生的背景以及选材呈现的特点,着重论述了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是如何操控翻译选材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这一时期译者在翻译选材中的主体性、翻译文学在这一时期文学多元系统中边缘抑或中心的位置以及翻译文学对民族文学创作的影响等问题。第五章着重论述在不同与“建国17年”间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之下,“文革十年”间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选材所呈现的特点、译者在翻译选材中的主体性表现、翻译文学在这一时期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以及翻译文学对民族文学创作的影响等。第六章是对整个论文研究的总结,得出结论,研究意义以及本论文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