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而其中民营经济在国内经济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民营经济中绝大部分的企业都是以家族企业的形式经营,家族企业遍布各行各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正因为家族企业在中国的重要性,又是国内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大部分的家族企业是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转轨的阶段成长,面临着不确定的宏观环境和政策,在这种商业环境下,与当地社会以及政府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可以通过建立社会关系获取外部资源,降低交易成本。若按照年龄推算,成立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将接近退休的年纪,为了保持公司可持续经营和有效发展,家族企业不得不考虑有关的传承问题,如何更有效率传承企业便成为了重要的实践问题。另外,现有文献的研究已对家族企业传承后的经济后果以及传承模式进行充分的讨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在传承后的业绩表现不如传承以前,表现为公司价值的减损。然而对于影响家族企业传承效率因素的研究内容尚有补充的空间,由于家族企业在国内经济的重要性,一旦发生大规模传承效率低效或失败,会对国内的经济产生一定的冲击。故此有关的研究问题值得关注,有必要进一步讨论,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针对影响传承效率因素的内容进行补充和探索。本文以何鸿燊的家族企业——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该公司虽立足于澳门地区,但其所处的环境与国内的社会文化背景相似,加上何鸿燊家庭结构复杂,拥有实力雄厚的宗亲背景及政府关系,共十七位子女可供作为传承选择的对象,因此该公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另外,由于何鸿燊意外摔倒后引发家族企业争产事件,导致四名太太和十七名子女对公司的继承权展开争夺,由于争产过程中涉及数个关键事件,而每一次事件发生后子女继任的机率也随之发生变化。此外,何鸿燊家族及其公司一直备受港澳两地市场关注,故有丰富的数据和公开资料纪录着整个争产事件过程中的市场反应。因此本文通过观察资本市场在争产过程中,于不同事件下市场对于将有可能继任公司的子女的态度和反应,以此来分析不同子女继承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同时探讨潜在继承人中哪些关键的个人和社会特征会影响继承结果。整个争产事件中,至何鸿燊摔倒起,包括争产事件的开端到最终宣布争产结束,主要由二房子女参与其中,其余子女基本没有参与继承权的争夺。在观察资本市场反应过程中发现,由于何鸿燊早已把产业和附着于个人的关系资源基本完成交接,所以市场在事件“死亡日”反应平淡,其累计超额收益率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维持在10%左右的水平。而其他事件日的市场反应均出现显着波动,在“摔倒日”的市场正面反应明显,何鸿燊所处的公司当天股价下跌近5%,而二房长子何猷龙的公司短期内股价升至6.25元。原因在于外界普遍认为二房子女是最有优势继承产业的人选,因此子女所处的公司股价不跌反升,而父亲的公司股价受挫。另外,在“争产开始日”中,由于何鸿燊采取法律行动,表明二房子女并不是公司唯一的继任人,市场对于二房子女继任的可能性存疑,导致公司双方出现负面的市场反应,父亲所处的公司股价大受影响,当天跌幅近4%,并于次日停牌。而“争产解决日”中,以何鸿燊透过书面通知宣布争产事件告一段落,明确表明二房子女是公司的继承人,因而市场反应积极,认为这些子女能够有效地继承依附在父亲身上的关系资源。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后发现,何鸿燊能够获得澳门博彩业经营权,展开长达四十年垄断经营,及其二房子女能够成功继任父亲产业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有着宗亲背景、当地关系和密切的政府关系网络,何氏宗亲的家庭背景积累了大量的人脉资源,加上何鸿燊妻子黎婉华拥有葡萄牙国藉和她父辈在葡的影响力,很大程度地帮助他接触到关键政府官员的人脉资源。此外,相比于何鸿燊其他子女,拥有姻亲关系和专有性资产投入的二房子女最终成为接班人,继承公司以及依附在何鸿燊个体的关系资源,使资源效用最大化,令公司在传承之后的财务表现也稳健上升。由于本次案例研究对象家庭背景复杂,并非传统一夫一妻制衍生出来的家庭结构,加上博彩行业于国内并非常见产业,故希望通过本次的案例研究,为学者提供不同的探索角度,丰富该研究领域的产业多元性和家族企业传承与企业价值的文献。此外,本文基于新经济社会学和专有性资产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通过何鸿燊子女与父亲的个人特征对比,探索二房子女的个人特征和社会关系资源如何影响继任的可能性,从家族企业的视角提供了经验证据。最后,本文以具体的案例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影响企业传承效率的因素,同时刻画出接班人的关键特征画象,为即将或正在面临传承问题的公司提供具参考性的建议和实践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