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知性这一概念切入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分析。知性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过程中凸现出来的一种重要的美学精神。它的萌芽、兴起、发展与成熟离不开西方知性诗学的影响。西方知性诗学的主要倡导者是艾略特和瑞恰慈,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诗歌主张,对20世纪的诗歌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对诗歌创作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19世纪末到20世纪,以艾略特、奥登等为代表的英美现代主义诗人和以瓦雷里、里尔克等为代表的后期象征主义诗人,他们的创作逐渐朝着知性化方向发展。本文以西方诗歌理论批评和诗歌创作实践为参照背景,来考察中国现代诗歌中的知性精神。一方面,重在揭示西方知性诗学对中国诗歌发展的影响。本文在概述艾略特、瑞恰慈等人知性理论的基础上,详细梳理他们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从而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知性诗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促进了中国现代诗歌的知性化进程。另一方面,还着重于史的梳理,即考察知性在中国现代诗歌中的萌芽、兴起、发展和走向成熟的历史。20年代,中国诗坛已经出现了知性诗的滥觞。30年代,通过卞之琳、废名、金克木等诗人的探索和努力,知性诗在中国诗坛得以兴起和发展。其中,以卞之琳和废名的知性化色彩最为浓厚,他们的作品为中国现代诗歌艺术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方向。40年代,在西南联大诗人群的推动下,中国现代诗歌的知性精神走向成熟,知性成为中国新诗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其中成就突出的是冯至和穆旦。本文将主要以“两个群体”——30年代的“知性诗群”、40年代的“西南联大诗人群”和“四个诗人”——卞之琳、废名、冯至和穆旦等为研究重点,由此勾勒出知性在中国现代诗歌中的历史线索和发展脉络。 第一章,探讨西方现代诗学中的知性思想。最早将知性作为一个诗学概念加以论述的是柯尔律治。他在批评著作《文学生涯》中论述想象时,用“知性”(intellect)一词对想象进行界说,认为它是“使对立的或不协调的品质取得平衡”的一种本领或力量。柯尔律治的思想成为知性诗学的源头。艾略特和瑞恰慈的批评理论构成西方知性诗学的主要内容,他们承继了柯尔律治的思想,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批评原则和主张。艾略特最突出的是“非个性化”论和“玄学派诗人”论,这表现在他的一些重要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哈姆雷特》、《玄学派诗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