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践行推进的大趋势下,国家间往来交流中所产生的互涉冲突不可避免。为了优化国际冲突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维护中外私人主体的合法权益,积极探索互惠原则在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的改进方向,在降低多余平行诉讼发生频次的同时,助推国际司法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之下进一步升级,使司法协助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得到全面提升,这也是促进国际合作共赢开放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本文立足于互惠原则的理论发展历史,在把握互惠原则内涵和现实意义的基础上,分析我国互惠原则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方面的现状,并挖掘分析其中的不足与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设计各方面的改进路径。互惠原则在我国判决承认与执行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其司法现状来看,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占据主流地位的适用模式是对他国先行给惠的历史先例有所要求的事实互惠,而其他互惠模式在其阴影之下无法得到适用。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践行的持续走深走实,在外部积极给惠环境和内部典型案例给予指引的双重影响下,互惠关系的认定态度逐渐放松,加之推定互惠在“一带一路”法治建设中得以提出并且获得肯定,体现出我国互惠原则适用的发展新动向。在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司法实践中,互惠原则在适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龋洞”,为了推动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机制的健康发展、促进国际司法交流合作的深化,对于互惠原则的现存问题,应当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和优化。对于事实互惠认定滞后僵化的问题,事实互惠需要对给惠先例进行积极查明,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积极采纳认可,以开放包容的积极心态扭转互惠关系建立上的消极僵局,在适当的程度内进行放松适用,在互惠关系的认定方面凸显出我国司法合作的开放积极态度,通过促进互惠关系的形成与认定来推动跨境判决的流通。除此之外,加强推定互惠实践,通过司法解释提供明确指引,树立相关典型案例发挥引导作用,利用推定互惠自身灵活宽容的特点改进互惠原则的实践运用。关于承担互惠关系证明责任的主体不够明确的问题,由于互惠关系的证明对于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具体司法实践来说至关重要,互惠关系举证责任模糊不明必然不利于提高司法实践中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效率,进而会对判决的认可与流通造成消极影响,无益于纠纷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早日实现,因此针对证明责任不明晰的问题,应当对互惠关系证明责任进行合理分配。基于法院天然具备的实力与优势,应当以法院依职权承担互惠关系证明责任为主,与此同时也应当鼓励当事人积极提供互惠关系的相关证据,以提高国际司法冲突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自治性。此外,关于互惠原则的例外范围无法适应现实需求的问题,应当结合现实的司法需求对例外范围进行适当程度上的拓宽扩大,对互惠原则的内外圈进行合理划定,通过改进互惠原则内圈设计和拓宽外圈例外范围相结合,建立起更加广阔坚实的互惠关系基础,并且在此基础上助推互相承认和执行对方判决和跨境司法合作的长足发展与深化。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开展国际司法合作交流的重点内容,互惠原则在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中的实践适用应当充分发挥化解风险、维护稳定和深化合作的积极功能和作用,通过互惠原则适用方面的改进与优化来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强的支撑与更有力的保障,形成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良性互动,为国际司法合作的进一步升级注入源源不竭的动能,以更有质量、更有保障的司法合作来谋求互惠共赢的积极效果,展现出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司法合作方面的应有担当,进而实现我国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在我国以“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为主线全面扩大升级对外开放水平的大背景之下,针对既存问题对我国互惠原则进行优化改进,是我国在包容性竞争策略的指导下促进全球治理法治化的必然举措和应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