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到党的十五大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收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收益的状况”,再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突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直是中国经济状况的突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主体的投资增长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而以居民储蓄和外商直接投资为主体的私人资本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据着越来越高的比重,伴随着私人资本投资总量的不断增长,中国的私人资本近年来也逐渐受到关注。私人资本在中国地区的配置效率如何,不同地区的私人资本配置效率是否存在差别,私人资本如何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私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在各个地区又有怎样的不同,哪些因素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这些问题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在评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私人资本的范畴进行重新界定,提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私人资本范畴,并将其划分为境内私人资本和境外私人资本两类,分别研究两类私人资本的区域配置效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较大,本文从中国三大经济带区域角度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私人资本配置效率的异同以及私人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地区差异。基于对现有文献的归类整理和评述分析,先通过简单的描述性统计了解私人资本的现状,将其与非私人资本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发现,私人资本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同时,对境内私人资本和境外私人资本进行同类比较发现,两类私人资本在中国三个经济带区域的分配存在巨大差异,中国私人资本的区域配置明显不均衡。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理论,分别研究私人资本和非私人资本以及境内私人资本和境外私人资本在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配置效率。研究发现,中国私人资本的区域配置效率并不低；私人资本配置效率远远高于非私人资本的配置效率；境外私人资本配置效率要高于境内私人资本的配置效率；各类资本的地区间配置效率差异明显。本文还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运用GMM(广义矩估计)方法分别研究两类私人资本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就股票市场的发展在私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进行探讨。结果显示,境内私人资本在三个地区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都显著为正,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而境外私人资本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在中部地区阻碍经济增长,其原因是中部地区的股票市场发展水平有限；西部地区境外私人资本弹性系数为正,但进一步研究表明西部地区境外私人资本绝对量和股票市场发展水平都很落后。最后,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汇总并给出相应的启示,简要分析本文的研究局限和未来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