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叙事已经成为文学、历史和哲学共同关注的话题。特别是新历史主义理 论对于历史中的叙事性更为关心。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与文学一样，具有文本性。 因此，作为文本的历史也具有叙事性。历史文本的叙事性说明历史叙述中包含有虚构因素。历史叙述中的虚构因素与历史本身应该具有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形成了矛盾。本文将以千年伟人成吉思汗为例，使用新历史主义理论和文本细读的方法对不同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展开研究。 本文将比较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赛所撰写的《成吉思汗》和我国史学界数十位 蒙古学专家所撰写的《蒙古民族通史》，以及著名编剧俞智先和元明史教授朱耀廷撰写的长编历史小说《成吉思汗》等三种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中关于成吉思汗的同一个历史事件，即“成吉思汗如何处置仇人塔塔儿俘虏”来表明在多元历史文化语境中所呈现的成吉思汗形象的差异性；进而说明历史具有文本性和叙事性，并且在所有历史叙述中都有无法抹掉的阐释因素，历史学家以此来完成历史叙事中的情节建构和历史再现；正是因为历史叙事中的阐释因素，所以历史学家同小说的作者一样，在记录和编撰历史时，都要受到历史学家本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如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价值观以及道德观等。法国历史学家格鲁赛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叙述这段历史的。他将成吉思汗塑造成一位英雄，极力赞扬这位英雄的勇敢和谋略。《蒙古民族通史》是由二十多位蒙族学者编撰而成。作为成吉思汗的后人，他们对于《史集》和《蒙古秘史》中对于成吉思汗的“不实叙述”进行了批判。历史小说《成吉思汗》在处理成吉思汗如何处置仇人这一事件时突出了某些人物和某些细节，以此来弱化和掩饰成吉思汗的残忍和暴力，塑造出一个与史料中截然不同的开国帝王形象。 面对众多历史叙述，读者很难分辨真正的成吉思汗形象。历史学家是根据自己的立场观点认识过去的，他们的观点是对过去“真实性”的某种洞见。历史的书写与评价都-应遵从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如，对于正义、和平的追求，对于暴力的批判，对于人类生命的尊重等等。